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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考博真题预测及专题研究

时间:2020-02-02     来源:育明教育白老师     作者:白老师      点击量:130

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考博真题预测及专题研究

 

一、关于“产业政策到底用没有用”的争论(本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

林毅夫: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张维迎: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争论焦点:该不该实施产业政策

林毅夫的观点:

(一)产业政策的定义

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

这些政策的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另外有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某种产业给那种产业垄断权力或者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等于说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必须高的利润。有时候政府也可以用采购的方式对一些新的产业,只要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让它可以必须快的规模化生产,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有时候有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在美国就规定到2020年、2025年的时候,石油当中必须用低碳有机石油的比重多少,这样当然会诱导那些新的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有的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当中一项针对特定产业,那样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根据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韩国企业现在在剑桥大学教授的张效准教授的研究,1617世纪当时英国在追赶,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开始,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在追赶英国,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就是我前面定义的产业政策。研究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另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世界国家地区非常少,当中最显著有13个经济体他们取得每年7%或以上的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这个增长委员会是由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领衔的,一个是迈克尔斯宾塞、一个是索罗。根据他们研究这13个经济体当中共同特色是:开展、宏观稳定、高持续高投诉、有效的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13个经济体当中他们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不仅出于追赶阶段的国家他们政府有产业政策,根据2011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马克,他出版一本书叫做《企业家型政府》,这本书当中非常详实不仅是行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美国领先的产业或者企业他们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由于政府能支持研发的钱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支持研发的钱就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他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钱的时候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让他们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过去美国大家讲是有限政府,这样讲不对,其实他们不是企业家政府。

(二)追赶发达国家必用产业政策

不仅美国现在,在国际上领先这些产业过去是政府给他支持的,比如说美国在2013年当中美国产业企业在世界最前沿的,如果是要经济继续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必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由于技术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新技术、新产业必须自己研究和发明。根据OECD的资料,美国2013年的时候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当中由企业投入是60%,由政府投入是40%,而且企业的投入主要是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那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投入的。由于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而且能做基础科研是无穷多,因此像任何经济学家一样,当然你有限多的资源,无穷多的目标,就需要进行配置。这个配置需要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作贡献,这样的配置就影响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不仅是美国这样子,OECD的国家基本上都这样子,政府在R&D的投入有的高达80%以上,最少的也有25%,所以可以讲发达国家他们实际上是有产业政策的,只不过是他们发展阶段不一样,他们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他们的产业政策当然是支持产业怎么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研发投入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入的。政府投入影响产业发展方向,所以当然那样的资源的配置是属于产业政策的。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在80年代、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比如说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说要来研究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下面1000多个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为什么呢?他们反对理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以后,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且就在成功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有很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因此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即使像成功的国家日本也可以找出失败的产业政策,因此他们反对产业政策,这是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当然除了石油生产国之外。也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的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即使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还希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这种状况之下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就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成功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为什么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从这种研究当中我们希望找出一些可以依据的准则,让政府在做产业政策的时候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我想不可能是说一个原则让发展中国家或者政府一定会成功,因为产业政策是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然有风险的,我们能做到无非就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这是我这些年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上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只是问题之一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全部。有时候学界或者网上批评的时候以为这就是全部新结构经济学,我应该再讲这只不过是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的一小部分而已。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呢?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发展的表象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我们在18世纪以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断的改善。但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首先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给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生产率水平怎么会不断提高呢?就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以及必须不断出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远的过程当中,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道路、港口必须不断完善,软的制度安排像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管制等等这些也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够让经济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边际曲线实体经济跟它尽量接近。

(三)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制定的产业结构最优

我们现在经常担心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快,所以没有办法缩小差距,也就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太慢了。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因,这是什么决定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清楚的。所以我就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核心看法?我认为不同国家产业发展结构实际上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低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低,产业基本上在传统农业或者一些资源型产业上面,你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他的产业必然都是在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这种不同的产业就决定它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一样,它的收入水平不一样。这是靠什么东西决定的?我认为是靠每一个时点上给定,但是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这个国家的要素,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总量和相对丰富程度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总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它有相对丰富程度,就决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在那种资源上面有最低要素生产成本,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国内最低,这样的企业我把它定义为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经营好,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他就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来生存。一个国家产业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相符合的话,这个国家应该是最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最优的产业结构。

当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就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必须不断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矿藏产业,慢慢进入资本用的比较多制造业,制造业阶梯一步一步网上爬,最后进入服务业。这些产业结构和内生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你要进行产业结构能够真正的可持续的这样一些推动的话,前提要素禀赋必须改变,从资本相对短缺,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丰富。如果要素禀赋进行变化,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化,生产力水平提高。因为规模经济越来越大,这种状况之下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是相应完善的。

因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内生要素禀赋结构。我们怎么样最快速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最好的方式是遵循每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你的产业里的技术,因为如果你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的话,你会有最低要素生产成本,如果政府或者是社会能够把相应需要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的话,它交易费用也会最低,结果它最成本就会最低,最成本就会最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竞争力就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那么就可以用剩余积累作为资本,并且也可以证明如果你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话,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家庭企业不仅有最多的剩余可以积累,也可以有最高的积极性可以积累,这样的话资本禀赋提高速度最高,产业结构从资本相对短缺产业和技术,向资本相对分子产业和技术转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相应完善软硬基础设施。

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这个原则会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它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这个发展中国家是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和成熟的产业,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把那些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拿到国内来用,对它来讲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他的风险和成本就比发达国家低多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两倍三倍,而且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企业家,企业家是不管比较优势,企业家是追求市场的机会去获取最大的利润。这种状况之下你怎么样让这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跟语言变成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自发选择呢?这里面就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你在每个时点上面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个时点、这个经济体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唯一能产生这样相对价值的体系需要一个有效的竞争的市场,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来讲,要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前提必须有效的竞争的市场。在这一点上面很多人强调市场重要的那些理论经济学家所主张比如保护产权、给企业家自由等等这些,维持宏观稳定、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产权因为都是有效市场必须有的条件。当然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也是完全赞成的,在这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都讲我一讲政府就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别人理论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其他利润认为重要我也认为重要,他那些政策主张我当然都完全接受。

(四)同时强调有为市场和有效政府

市场很重要是不是从一个经济体动态发展当中就过来呢?从我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更的过程来讲,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为什么不充分呢?因为你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失败的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可以获利,后面跟随就来了,竞争就来了。竞争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就没有垄断利润,这种状况下成功和失败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称的。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专利保护,你有专利以后就不怕后来者的竞争,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补偿成功和失败先天的不平等,所以这也是政府的政策。

但是发展中国家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在世界技术产业内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新产业采用了新技术很可能是成熟的,它没有办法给专利,但是并不是代表说它没有面临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要有一个合适的激励补偿。另外,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是不是能够成功,除了决定企业家精神和才能之外,还决定于这个产业所应该有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有些事情必须有不少企业家同时来做,比如形成产业集群你有比较好的供应链,有些像金融方面的改革或者基础设施的完善上面,一般企业家也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要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成功,还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供给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还需要一个因势利导有为的政府。在媒体上面讲政府的人比较少,因为我也讲一方面要有效的市场,一方面要有效的政府,好像在媒体上我只讲政府,不讲市场,有这么多媒体在这个地方,我郑重的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这一点我希望媒体的朋友能够帮忙把这个完整的观点传播出去,不然的话一般就讲张维迎是市场派,我是政府派,张维迎经济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要靠政府,你们听到现在有没有说经济发展靠政府,好像没有,我是说要有市场,但是也要有政府。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这样一个思路,给成功国家开出一个药方。我前面谈到增长委员会研究13个成功经济体,提出成功经济体五大特点。但是他们研究完了以后,迈克很多国家请他演讲,很多总统跟他请教。他说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他说只有药材没有药方,中国人药材到底是补药还是毒药决定药方的配合。其实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发展成功是有药方,药方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知道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所谓五大特征第四点、第五点,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当然是开放经济,所以是第一个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有竞争力当然宏观比较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前面讲会有最大的剩余和最高的积极性去积累,当然投资率最高。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理论框架来讲,一个国家要发展成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个处方,而且跟增长委员会所总结这五大特征基本上给他提供一个结构,然后产生一个内部的联系和逻辑。

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家来解决它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协调的问题。但是协定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同产业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些差异的,政府有无限多的资源,当然我需要什么都给支持,但是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我前面谈到美国那么有钱的政府,美国产业发展和基础科研上面,他的钱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基础科研支持,因此是有选择的,有选择需要产业政策战略性使用资源,那就是产业政策,这样才能够有限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取得最大的成绩。

(五)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失去比较优势

但是为什么产业政策都失败?用意都很好了,我研究了一下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政策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情形,除了政府执行能力等等那些可能有问题之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容易赶超好心干坏事,想要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像我们50年代讲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这是发展中国家失败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失败是主要原因,其他国家我所看到大部分的失败这个是很主要的原因。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也经常失败,除了支持基础科研,本来的成功概率就非常低,支持基础科研大概95%以上是失败的,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因为他的技术特性。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经常支持那些已经失掉比较优势应该退出,但是为了就业、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继续给他保护补贴,比如美国农业政策、欧洲农业政策,我们知道在欧盟那个地方每天给一头奶牛补贴的钱是两欧元,为什么补贴?因为已经失掉比较优势该退出,但是他不愿意退出,这是一般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为什么这样会失败呢?如果你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这个产业里面要素生产成本会比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要素成本生产成本高,而在发展中国家你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好,你要素生产成本闭合式国家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闭合式国家高,当然总成本太高就没有竞争力,除非政府不断给保护补贴,政府给保护补贴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导致寻租行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要素生产成本太高,软硬基础设施好,总成本还是太高。欧盟为什么每天给一头奶牛两欧元的补贴,如果不给补贴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讲,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有什么特性呢?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针对我所说的既有潜在比较优势,什么叫潜在比较优势呢?是说这个行业从要素生产成本上来看,已经处于世界最低的,符合要素的比较优势。但是交易成本太高,软硬基础设施不合适,这种情况下总成本太高,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针对这样的产业来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也有一部分对申请者激励补偿,这样的产业政策应该很快的可以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投入很小的钱让这个国家很快提升竞争力,这个产业就能发展成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产业分成五大类:根据我们跟国际成员的差距,有些我们跟国际成员还有差距的,还在追赶,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有些技术世界最领先,让它保持领先。我们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我们像欧盟一圆每天够奶牛两欧元补贴,怎么让它转型。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劣势在什么地方,跟发达国家比我们人均物质资本不足,但是人力资本上面、企业家才能,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现在有一种新的产业它的特性是什么?它的产品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投入主要以人力资本为主,这样的话从要素禀赋角度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距,对这种短周期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产业我们是可以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最后一类任何国家都有一些国防安全,国防安全的产业跟可以弯道超车的产业正好相反,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资本投入特别大,我们知道新一代战斗机研发一般30年,大量的资本投入,那可能不是我们比较优势,其实发达国家也不是比较优势,所以都要政府来保护。我把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分成五种。

对于还在追赶的产业的产业政策,研究成功的国家基本上一个特性,他们基本上都瞄准人均收入水平一倍两倍最多到三倍,作为标准的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好、非常快速,要素禀赋跟你差距不大,找准成功国家过去发展很快的成熟产业,作为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你来看发展不成功的产业政策,瞄准的产业人均收入水平五倍、十倍、二十倍的国家,比较优势差距太远,就变成比较劣势。根据这么一个研究为什么瞄准人均收入差距不大,要素禀赋结构大致相当又发展非常快,如果要素禀赋差距不大,比较优势就差距不大,如果发展非常好2030年资本积累很快,过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失掉比较优势就是你的朝阳产业、就是你的潜在优势产业,我们记住比较优势是比较来的。

在这种状况我提出因势利导,避免企业寻租,企业一方面经营好,二方面是政府保护,企业说产业太重要,政府保护他,但是没有比较优势,第一步是防止这样。第二步,国内有没有企业进入,国内企业已经进入,你的要素生产成本比发达国家低,为什么你不能竞争,这里面可能是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或者是技术比人家低,技术比人家低,你可以到国外去采购,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可以设立工业园帮助它,国内工人素质不够高,我可以设立学校培养这样的工人,第二步企业自主已经找到了。第三步,如果这个产业完全是新的,我们可以招商引资把国外企业引进来,他的人力资本就过来了。第四步,在现代化经济里面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资源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需求,跟你周围参照系的国家没有这个资源,国内有些企业发现了这个机会,政府应该帮他做大做强。有些新的技术20年前没有,比如80年代信息服务业过去根本没有,但是印度企业发现了,开始的时候是靠卫星通讯成本非常高,后来政府看到这样一个信息服务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印度政府就帮它改善地面的光纤传送电信成本大大降低,现在印度的信息产业就变成全世界最领先的产业。第五步,发展中国家普遍软硬基础设施不足,普遍各种人力资本不足,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可以做比如设立工业园、经济特区,在工业园、经济特区里面几通几平,相应制度安排和政府服务在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降低交易费用,并且可以鼓励产业集群的发展。最后必须给第一个吃螃蟹企业家一定的激励,这个一定的激励既然不能用专利保护,但是你可以说用税收优惠,资本管制的国家进口机械设备,可以优先得到外汇,这些都属于激励,这种激励都是非常小,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政府的激励会不会变成尾大不掉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可以的。

对国际领先的产业,就跟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对这些产业的基础科研给予一定的支持,发达国家这么做,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要继续保持领先,必须自己研究和开发,开发是企业可以申请专利,研究必须政府来支持。对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产业基本上有一部分企业把它转移到微笑曲线,比如说经营品牌、研发、渠道管理,如果作为研发产品设计的话要有专业人才,政府可以设立这个学校,要建立品牌,政府可以帮他宣传,比如说像法国总统到中国来带着他的名牌来,就是帮这些名牌做宣传。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智利葡萄酒在世界上没名,不能拿到餐桌上。智利总统就是葡萄酒推销员,他到哪个国家就办酒会,这些都是宣传品牌,政府可以做。对于失掉比较优势加工那部分就应该转移到海外去,生产成本的地方比较低,让它可以创造第二春,对工人提供培训再就业,让它这个产业容易转型。对弯道超车的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比较劣势,我们可以利用大的国内市场,硬件上全世界上配套最齐全,可以提供孵化基地、知识产权保护。最后是国防安全只能政府保护补贴,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我们收入水平太低,但是要追赶的太前,这种状况之下只能用扭曲经济体系方式保护补贴它。今天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而且现在属于国防安全产业比较优势数量非常少,这种状况之下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直接拨款直接补贴,用政府采购的方式给它支持,并且政府要对这种产业当中的企业介于各种必要的监管。

总的来讲,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产业与世界产业的差距,给政府产业政策制定上面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帮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里面我再强调一下,除了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性行业,这个行业是政府选择的,这个之外其他的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都是企业自己选择的,都是企业已经要进入或者已经进入的,政府不是帮企业做决定,是因为你要进入到那个地方有外部性的问题、有协调的问题,政府帮助这些企业来解决协调的问题,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所以不是说讲产业政策就是政府指导,这也是在网上大家说林毅夫讲经济发展要产业政策所以要国家指导,我其实都是讲因势利导,也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当中,政府为什么选择特定的产业来支持它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像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因为可以完善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基础科研能做基础科研太多,基础设施上面能做的也太多,制度安排能做也太多,有的跟发展阶段有关。那种状况之下就是毛主席所讲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产业政策的要义。但是这些该做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有资源的话你要全国都做,只是因为资源不够多,所以只能有选择的使用,但是目标就像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你发展起来的产业成为你国家的竞争优势,你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可用可支配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把其他地方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其实这是产业政策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张维迎的观点:

(一)产业政策的定义

首先澄清两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是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区别。林毅夫经常把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路径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主张市场主导、赞同新自由主义就是主张休克疗法,主张渐进主义改革等同于政府主导。所以他把休克疗法的恶名戴在新自由主义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我不赞成休克疗法,但我觉得林毅夫对前苏联国家改革路径的否定还是太武断了。他完全忽视苏联1990年前的历史事实,没有认识到实行了70年计划经济的苏联和只有20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相比,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不同。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选择休克疗法,叶利钦时期的改革更像是抢救式治疗,因为叶利钦主政前,苏联已经休克了,已经没有走渐进改革的可能。

(二)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尽管许多早期的研究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塑造为成功的典范,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后,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正如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创新者的窘境》第XXII页)

接下来讲一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即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证明自己错了!

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3G通讯有三个国际标准,分别是CDMA2000WCDMATD-CDMA,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应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在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其实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根本不需要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因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三)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理由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出来的吗?

外部性辩护也与事实不符。按照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

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一点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

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当我在地摊上买西瓜的时候,居然可以用微信支付,这是马化腾的功劳;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

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计划经济下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整天忙得团团转,仍然是生产企业时时告急,消费品到处短缺,市场经济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林毅夫为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协调经济活动?以我的观察,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

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他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则是个伪命题。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曾实行过专制政体,现在仍然有不少国家实行专制政体。难道由此就可以证明专制是发展的提前条件,专制是正当的吗?

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自相矛盾

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评论道,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在我看来,林毅夫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将使得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贸易保护政策损人不利己。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

但李嘉图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带来的一个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情。其实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

比较优势实际上就是管理学家讲的核心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战略。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自己更擅长的工作。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甚至普通人也知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只有傻子才会违反比较优势。瞎子说书、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

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看看各国的进出口结构,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按照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18世纪的英国绝对不应该发展棉纺织业,因为英国的土地不适合生产棉花,英国种植的棉花质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应该发展钢铁业、汽车和电子产业;1960年代的韩国也不应该发展汽车产业;高科技和农业也不会成为以色列的优势产业;浙江的义乌也不会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这就像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称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禀赋决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学习的结果,至少对我是这样。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或者说,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在决定比较优势上的重要性。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但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是英国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这些企业家包括发明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发明多轴纺纱机的哈尔格里,发明走锭精纺机的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机械纺纱机和现代工厂的理查德·阿克赖特,等等。当然,这里确实应该给英国政府记上一。英国政府1700年颁布禁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波斯进口棉织品;1719年又颁布禁令,进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戴或拥有棉织品,如有违犯,对私人科以5英镑罚款,对商人科以20英镑罚金。禁令的目的是保护毛纺织业,不是保护棉纺织业!但歪打正着,保护出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和韩国的汽车业。汽车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但1933年全球汽车产量的73%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仅占4%8%。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德国和法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与美国的要素禀赋没有关系。

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是现代汽车创始人郑周永这样的企业家创造的,郑周永原来是个汽车修路工。林毅夫认为,韩国发展汽车是违反了比较优势,因为韩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他的结论是韩国由此失败了。他的文章写于2001年,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汽车业处于困难时期。但韩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汽车出口占到总出口收入的8%,不知林毅夫现在又如何解释?他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为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失败了,就是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写文章的时候看起来失败的例子后来又成功了。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与事实不符。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赞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就我所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过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乡镇企业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门一直在打压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国家计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产资料卖给乡镇企业,禁止给乡镇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也把乡镇企业作为主要的整治对象。

外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这只需要开放,不需要产业政策。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许多例子都证明: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变的,其他都在随着发展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事实证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企业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业家寻租,弊大于利。

如果想违反比较优势,那倒需要国家战略。看一下历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备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前列,与日本的要素禀赋无关(迈克·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33页)。

解决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逻辑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而是按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他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他又说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而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那他的战略就是跟随市场走。他既要政府引领市场,又要政府跟随市场。林毅夫原话是这样的: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结构经济学》P.23)除了政府有权力扭曲价格,还有谁有能力扭曲价格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认为,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读不懂市场价格信号,只有政府官员和专家能读懂价格信号?

 

唐世平:张维迎几乎全错,林毅夫对了一半 | 世纪大讲堂

 

左为林毅夫右为张维迎

 

11月9日,国内两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围绕着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维迎主张,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而林毅夫则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为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争论之后说他们一位是在谈理论、一位是在谈实际。一位是在谈中国特色,一位又是在谈西方思想。

 

产业政策究竟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失败的,都应该被取消”?还是能够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产业”?今天唐世平教授将为大家深入剖析,中国的产业政策向何处去?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2015年其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获得国际研究协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

 

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产业政策

 

调整利率、调整货币供给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产业产业政策。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确实会对不同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汇率的变动会对原材料进口或者成品的出口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最大的不同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面非常广。

 

产业政策是垂直性的政策

 

产业政策是一种垂直性的政策,它影响的领域相对会比较窄一点。首先说的就是产业政策的水平和垂直。有的人会把水平的某些东西当成产业政策,比如说增加教育投入、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外资等等。我们一般也不认为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通常产业政策就是指垂直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它针对某一特定的产业。比如针对汽车,比如要引进特定的关键技术,然后通过关税出口幅度、出口补贴等等,这些东西叫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垂直性的产业政策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如何判定产业政策是否成功?

 

 

 

曾经有一阵,大家买的好电器基本都是某日本品牌,或者最喜欢的是某日本品牌。但现在这些日本品牌都在慢慢地退出白色家电。但是不见得是日本当年白色家电产业的失误、产业政策的失败。恰恰相反,在1950到1970年,日本的家电产业是非常成功的,它完全把美国没听说过的一些品牌完全打掉。

 

现在看到日本的家电产业也在退缩,但不一定说它是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失败,有可能是日本家电行业或者家电企业的一些战略决策。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企业会进行收缩。所以不能说因为某一个产业的兴衰就说产业政策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某一个产业的成功,也不见得是产业政策的成功。可能没有产业政策,产业也会发展得不错。

 

所谓的成功与否,可以说产业增长速度,或者说有多少企业、有多少产量,但是通常在经济学里边,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依赖计量经济学的办法,产业政策的成功促进了产业的TFP,也就是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比起没有受到支持的产业TFP增长要更快。TFP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里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吗?

产业政策会成功吗?

政府的干预会不会滋生腐败?

 

第一产业政策不是计划经济,很多人认为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事实上好的产业政策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试图纠正市场失灵。

 

另外可能在中国特别有市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有同感的地方是产业政策是扶持国企,这也是错误的,产业政策不是扶持国企。而且研究表明太过依赖国企是导致国家某些产业政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和刚才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比较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国家,就是所谓东亚发展型国家,大家都知道的韩国、新加坡、日本及中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地区或者国家,他们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针对民企,而且是针对产业而不是具体的企业。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成立的,基础来源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边就讲到,为什么政府有的时候需要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就是采取一种所谓的产业政策来介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发明了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有好几个合作者,他们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偷走,说不定他还没有来得及申请专利的时候,他们的同事或者竞争者已经把技术拿走。可是最后,他这个技术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还真是需要技术被广泛地享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愿意去投最开始的钱呢?因为是非常冒进的。有可能投进去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部分支持,那就可以减少所谓的投入风险。所以这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再举个例子,中国采取的经济特区,或者科技园,它把类似的或者相关联的企业放在一个地方,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达到一定基础设施的匹配和吻合,这些都是产业政策。而这些显然没有任何企业愿意去做。

 

张维迎老师对林毅夫老师的批评,即便是从教科书上也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说,他其实是一种叫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批评。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同,产业政策也和制度变革不同。张维迎老师很多的批评事实上基于中国在过去几年 国进民退带来很多负面效益。

 

产业政策必须承认确实有很多风险,它会鼓励寻租和最终的失败。大家可能最近听到的就是电动公共汽车。过去发改委发了几十亿人民币的补贴,最后补贴都被很多根本没有技术能力造电动客车的厂家吃掉了。这就是典型的寻租。

 

再有一个最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大家现在看到的中国路上跑的车,90%都是某一个国家的厂,或者某一个国家的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合资,中国几乎没有掌握整个内燃机汽车核心的技术,包括很多东西发动机我们可能都不能够制造。所以以前用市场换技术,然后希望中国的企业通过吸收国外的技术来竞争,最后发现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是完全失败的。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可以成功的

 

研究产业政策是否成功,光靠一般的案例是不够的,一个公司成功,并不代表产业政策成功。所以真正要确立产业政策的成功,其实需要统计的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刚好有这么两个非常好的数据库或者数据集。一个基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一套数据,从中抽取了企业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某一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力或者说TFP的变化。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数据集来自中国政府颁布的政策数据库。从这些数据库里面找到很多关于产业政策方面的文本。然后把五千多个文本,先用机器筛一遍,然后再去把它编码,最后把两套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真正地有数据支撑产业政策是否成功。

 

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我认为林毅夫老师对了一半,张维迎老师是几乎是全错。

 

我们对产业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要为产业政策开出一个系统的药方还是有很长的距离。

 

中国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是成功的

 

七大战略新兴产业

从2000年到2012年的发展可以表明:中国对战略新兴产业,或者叫SEI的扶持是成功的。这些产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产业TFP的提升速度。也要特别强调,中国的科技政策,比如说863、973,也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也必须承认,中国对某些发达国家,持有传统优势的产业的产业政策投入可能不是特别成功。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里边的具体理由。

 

针对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出台了多少次政策。因为可能在计量的经济学办法上,没法完全估算到底中国花了多少钱,但能够估算到底出台了多少次政策。比如说国务院的政策肯定比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政策要重要。

 

为什么中国现在有一些产业,不仅只是在赶,而且似乎已经走到了技术的前沿。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华为公司、甚至大疆产业。这些企业事实上它们的成功有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对这些产业的具体扶持。

整个产业的分类大概分为五类产业。

 

结语:

 

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是如此。事实上,发达国家也用很多产业政策。

 

第二个对产业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甚至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要为产业政策开出系统的药方还是有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使用产业政策,至少产业政策不能遍地开花不能被滥用。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

推荐书目:《成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

 

95国企改革之争焦点

 

张维迎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林毅夫的主张非常明确: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林毅夫张维迎学术理论区别
张维迎

张维迎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融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张的观点与当年支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如出一辙,他从洛克《政府论》的立场出发,以法治和财产保护为切入口,倡导宪政与公民权利,以此制约有可能变成魔鬼的政府。他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成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权利,要让人因发展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林毅夫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也称庸俗经济学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林的新结构主义绝不等同于历史学派,他所理解的新结构主义是供给学派、凯恩斯需求管理及国家主义的混合产物。林深谙国情,但却过度追逐效率,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需要结合在一起。单纯的理论分析或历史分析,都不足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林张之争,就是欧肯所说的,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之别。事实上,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政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来,两者还是有交集的。

理论弱点

但是,两人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林毅夫。林高度重视经济过程,却忽视经济秩序。这在当年他与杨小凯论战的论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而张维迎则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俨然一副政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身反而成了问题的立场。事实上,除了建立自由、法治的框架及财产的有效保护,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三、顾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兴衰:比较发展研究的视野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的一个共识。然而,如何转型,却没有共识,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何在。换言之,一般认为,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或行政机制)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着无数学者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或多或少地把政府干预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有学者在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当中,将政府干预形容为“头号杀手”。[i]既然政府的负面力量有可能如此之大,奥尔森将政府的性质或类型视为国家兴衰的首要制度性因素,提出只有“市场强化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government)才是促进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可靠保证。[ii]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成功案例的确也不乏其例。十九世纪有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帝国。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若干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被称为“东亚奇迹”。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也取得了持续30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如何解释?

对此,国际比较发展研究学界自1980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又译“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思潮。所谓“发展型政府”,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的总和,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发展型政府”概念的诞生首先缘于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然后,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亚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从此,“发展型政府”这一标签不再专属于东亚经济体,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东亚奇迹”的光环暗淡下来,发展型政府理论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关于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案例,已经从东亚扩展到法国、以色列、爱尔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巴西、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等。“发展型政府”论述在国际比较发展学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毫不奇怪,质疑、反对和挑战之声也不绝于耳。

显然,发展型政府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有关,也显然与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关。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有关的争论中,无论持何种立场的中国学者都极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及“发展型政府理论”。中国学者关于发展型政府的中文文献,大多由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所撰写,散见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大多并未直接介入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争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讨论中,林毅夫自2012年秋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以来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再次将政府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推上了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前沿。作为对发展经济学中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潮流的超越,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坚持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另一方面认为政府应该超越新古典国家模型的限制,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最终推动经济成长。[iii]很自然,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了中国学界和舆论的关注。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新结构经济学现有的内容大多只是发展型政府理论的经济学版,但无论是林毅夫本人、他的赞扬者还是批判者,都对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文献甚少置喙。

毫无疑问,政府主导型国家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发展经验和教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理应被视为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对国际经验以及相关国际学术文献的考察不足,中国学者对涉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诸多实质性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究和经验研究。因此,无论是对新结构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还是对更加宽泛的中国模式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要市场机制还是要政府干预”这类非左即右型意识形态之争。

本文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通过对有关发展型政府文献的梳理,探究涉及政府主导型发展的若干实质性问题,尤其是探究国家(或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相互作用的多样性,或者说探究奥尔森所谓“市场强化型政府”的制度与行为模式,从而促使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在比较发展研究的视野中得到学术性的升级。

 

·         发展型政府理论:新国家主义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发展型政府理论一开始只是一种解释日本和东亚经济奇迹的学说,但后来其覆盖范围拓展,成为探索政府主导型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首先,美国学者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了他潜心十年撰写的新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论证了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日本奇迹的重大推进作用。[iv]1989年和1990年,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和英国学者韦德先后出版了《亚洲新巨人:南韩与后发工业化》[v]和《驾驭市场:经济理论与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vi]分别运用韩国和台湾的案例,论述了政府在市场机制之外构成经济发展助推力的重要性。

在上述文献中,发展型政府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和国民消费作为国家行动的基本目标;第二,政府具有很强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选贤与能,聘用有才能、有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官僚机构,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第三,合作式的政商关系,即政府与商界保持紧密的统合主义(或法团主义)合作关系,制定并实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第四,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依赖,即政府有能力、有渠道动员经济资源(例如信贷)并改变其配置方向,从而有效地落实产业政策。

在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文献中,由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官僚所组成的经济治理机构是发展型政府的大脑,这些机构有能力高瞻远瞩的眼光挑选出能够引领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即所谓“挑选赢家”,并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金融是发展型政府的神经,政府能够掌控甚至直接拥有重要的金融机构,从而可以通过优惠信贷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施政工具。在很多经济体,大公司是发展型政府的躯干,发展型政府一般透过大公司推进产业政策,而这些大公司有些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有些则干脆就是国有企业。无论政治体制中是否具有竞争性选举的因素,发展型政府往往都带有威权主义的色彩。尽管与裙带资本主义有些相像,但发展型政府的行动时常会超越裙带利益,也超越利益集团政治,即具有较强的国家自主性。[vii]

这一理论的学术背景,是所谓“新国家主义”(neo-statism)在比较发展研究领域中的兴起。新国家主义强调,在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对于市场和社会的政府(或国家)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自变量,而不应被视为由市场或社会力量所支配的一种中间变量。因此,“新国家主义”提出要超越社会科学中盛行的“社会中心论”(society-centeredtheories),代之以“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 approaches),基于国家自主性来探究各种社会经济变迁。[viii]发展型政府理论正是“新国家主义”或“国家中心论”的一种具体实践。

在发展初期,发展型政府理论仅局限于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派很快从区域性政治经济的研究框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被视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而不是东亚现象)。政府与商界形成一种竞争性合作(competitive collaboration)的关系,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特征,[ix]而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特征不仅在于国家自主性(即政府官员尤其是技术官僚能够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而且还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即所谓的“嵌入型自主性”(embeddedautonomy)。[x]

 

·         质疑发展型政府理论

 

发展型政府理论一亮相,马上就在比较发展学界遭到了各种质疑。质疑的声音多种多样,但来自两个学术阵营的质疑非常醒目,并且值得特别认真的对待。一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或深受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影响的学者,大多认定发展型政府并非东亚奇迹的重要贡献因子,而产业政策的采用一般来讲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顶多是润滑剂。另一派质疑者则强调发展型政府的条件性和阶段性,他们承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高强度干预对于经济发展或多或少有一些正面作用,但认为发展型政府的高效能受到一系列非制度性(例如冷战背景)和制度性因素(例如企业模式、经济组织间的关系、政商关系等)的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继续把发展型政府的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可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极有可能不再合乎时宜。[xi]

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学者反对发展型政府理论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两者在思想市场上是直接的竞争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也好,新古典主义,绝不是无政府主义,在其理论和政策指南中为政府的角色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作为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世界银行曾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提出过“五核心使命论”:(1)奠定法治的制度框架,即立法和执法,尤其是要捍卫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2)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尽最大可能维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3)提供公共物品,为市场运行建立坚实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等;(4)治理市场活动的外部性,既包括通过改善教育和医疗卫生来促进正外部性,也包括通过保护环境来抑制负外部性;(5)推进社会公平,既包括提供社会安全网以维持基本的横向公平,也包括实施再分配政策以确保适当的纵向公平。[xii](p.42)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确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就上述五大角色而言,绝非任何一个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政府都能轻易为之。“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相关经济体中的政府当然功不可没,但其最出色的表演是在以上五个舞台。依照这一思路,发展型政府理论以例外来处理的香港案例,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就发展模式而言,东亚经济增长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发挥其功能的结果。东亚经济成长应该归功于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而其经济活动的外向性让东亚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茁壮成长。[xiii]至于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均在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契约制度、提供基础设施、促进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新自由主义并非笼统地否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具体地反对发展型政府理论所描绘的政府角色,即政府有能力通过高瞻远瞩的战略与战术有效地驾驭着市场,从而引领整个经济体走向繁荣与发展。的确,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开创者尽管也承认市场力量和民间企业的巨大作用,但在行文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相关案例中的政府描绘为成百上千诸葛亮的大集合。因此,可争议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政府干预,而是要怎样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所认可的政府干预,与发展型政府理论所推崇的政府干预,在范围和手段上都大有不同。

在发展型政府理论诞生之前,世界银行有关东亚经济的研究报告,就是持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基调。日本政府斥资100多万美元,资助世行开展对“日本奇迹”的研究。[xiv]p. 5221993年,世界银行完成了这项研究,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报告。这份报告除了重申市场机制以及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对于东亚奇迹的积极作用之外,第一次正式承认如下看起来违背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措施也有可能是有益的:(1)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2)出口促进政策;(3)适度的金融管制以及谨慎的信贷优惠政策(例如利率补贴或政府直接贷款)。但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对这些政府干预政策其实是语多保留的。报告指出,首先,以促进特定产业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一般不会成功,因此不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荐;其次,信贷优惠政策或指导性信贷有时会奏效,但也可能阻碍金融机构的自主发展;第三,出口促进政策的根基在于为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建立制度性基础,而出口补贴或奖励政策只有在客观竞争性的基础上才有一定的效果,也就是必须减少甚至遏制相关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世行特别警示,这类政策只有在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私人企业生机勃勃、政府与企业具有建设性合作的制度化管道、官僚体系制度健全且能力卓著、政府权力受到合理制约的制度性条件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世行还指出,发展型国家理论所推崇的政府积极干预主义,尤其是与特定产业有关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历史条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将面临极大的限制而日益不合时宜。[xv]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所提出的问题为日后有关政府主导型发展的研究划定了范围、奠定了基础。但世行报告的折衷主义观点争议性极大。为了澄清有关争议,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局委托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设立了一个课题组,由知名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领衔,对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开展进一步研究。1997年,由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主编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出版。该书试图杨弃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亲善型政府”和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型政府”,转而提出“市场增进型政府”(market-enhancinggovernment)理论,以解释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照这一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由非市场力量也弥补或矫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但关键在于,政府失灵的情形也存在,而且非市场力量并不限于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包括由民间组织所行使的协会治理力量。因此,市场失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全方位地取代市场和社会。政府干预有效的情形,或者说政府失灵概率较小的情形,恰恰在于政府仅仅扮演补充型而不是主导型的角色,其功能在于改善市场、企业和民间组织解决协调失灵问题和克服其他市场失灵的能力。[xvi]

除了世界银行以及青木昌彦团队之外,比较发展学界在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刺激下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就涌现出大量有关日本模式和东亚奇迹的研究成果,从多种角度质疑了发展型政府理论。第一种质疑强调,正是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发展出辨别与挖掘机会的能力、研究与发展的能力以及通过网络或协会治理推进协调的能力,才是日本的这些产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贡献因子;因此,扮演“挑选赢家”角色的是企业和企业协会,而不是政府。[xvii]即便是在发展型政府理论高度重视的产业金融领域,也是私人部门的战略考量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指导,对整个经济体的战略性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xviii]

第二种质疑的焦点在于发展型政府的有效性,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学刊和学术出版物中刊出了大量有关产业政策的经验性研究,基于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深入探究了政府的扶持之手究竟对产业的发展以及对相关地区总体经济绩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对发展型国家理论构成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总体来说,在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四个经济体,产业政策对于某些日后表现不错的产业来说的确有一些促进作用,但绝非发展型国家理论所渲染得那样举足轻重;同样在这些经济体中,产业政策引致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xix]

第三种质疑直面发展型政府理论中的政府模型。依照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学派的研究,发展型政府理论所神化的技术官僚机构或集团并不处于日本政治生活的核心,它们只不过是若干利益集团当中的一个而已。技术官僚并不能独立于议会民主政治而高瞻远瞩地制定发展战略。尤其是貌似权势强大的大藏相,他们主要不是从职业官僚处汲取信息,而是从日本的议会中获得政策安排。[xx]此外,日本政府的行为模式并非铁板一块,其中通商产业省的确具有发展型政府的特征,但是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的所作所为就更接近于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政府范式。[xxi]这一点可以提醒新国家主义的拥簇,发展型政府毕竟还要基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之上,而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政府则是新自由或新古典主义型的政府,因此发展型政府理论对新古典主义政府模式的否定是言过其实的。

第四种质疑是强调发展型政府的制度基础,即私人企业的一些制度性特质以及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一些经过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安排,构成了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基础,也构成了发展型政府能否发挥作用的约束性条件。这些制度性基础包括:(1)银企关系: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主银行制度;(2)企业集团:企业之间的联盟构成所谓的“联盟资本主义”;(3)劳资关系:在企业层面的劳资管理中存在协调机制(即所谓“雇员主权型资本主义”);(4)福利社会:即国家、企业与社会分担福利责任;(5)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制造业部门和非生产性的经济部门(农业、零售业和建筑业等)形成广泛的庇护主义关系,而这样的国家又被称为“庇护主义国家”(the clientelist state)。[xxii]

 

·         发展型政府的转型:理论思考和现实之路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一蹶不振以及东亚在1998年陷入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型政府理论曾入了信任危机。然而,潮总是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潮起潮落,当新一波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家乡美国爆发之后,有关发展型政府的研究热情重新高涨起来。事实上,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型政府实际上依然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不论这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以政府主导型发展为特征,也不论产业政策的实施在世界各地究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同时,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核心,即国家与市场的何种关系以及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更加有利于经济成长,是经济学、政治学、发展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课题之一。因此,发展型政府理论不会消褪。

但是,发展型政府理论本身需要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的普遍存在本身是需要解释的。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初期成果,尤其是约翰逊、阿姆斯登和韦德的论著,在这方面并不令人满意。他们提出的“理论”并不具有解释力,而只是具有描述性,而且还包含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描述(即用产业成功的结果来说明政府产业政策的英明)。

针对这一情况,一些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学者进行了新的尝试,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奠定新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他在2001年诺贝尔奖授奖演讲中宣称将挑战亚当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政府作用的定位。他告诉听众:“我的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可能就是因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它也是瘫痪的。”[xxiii]p. 6

斯蒂格利茨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抨击以及他对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拥护,自有其理论底气。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斯蒂格利茨与其合作者们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发现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自由竞争市场不能达致帕累托最优。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斯蒂格利茨提出所谓“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范围,因此这就为积极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基础。[xxiv]当然,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并不自动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政府干预能不能矫正市场失灵,还需要另行分析,否则就会犯方法论上的“功能主义谬误”。斯蒂格利茨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学术作品以及他所撰写的教科书中,他一再强调,“尽管市场失灵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政府活动的空间,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旨在矫正的特定的政府项目就一定是可取的。要评估政府项目,我们不仅要考虑项目的目标,还要考虑项目是如何实施的。”[xxv]P. 77

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参与建构发展型政府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的学者,也修正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在他们看来,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开创者,在案例选择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存在着整体主义的谬误。尤其是约翰逊、阿姆斯登和韦德这三位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以历史学家的笔调,首先给出相关案例地区经济绩效的卓越表现,然后详细记录当地政府在经济规划和经济政策上看起来不错的所作所为,最后断定政府的积极干预主义居功至伟。粗略地说,他们的论证思路,就是认定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应该用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因素,既包括市场机制的因素,也包括政府干预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这样的论证思路,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流行的分析性思路,即深入探究一个个因素(自变量)对所解释对象(因变量)的影响率,是大相径庭的。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即便是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立场的经济学家,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也对发展型政府理论不大重视。

发展型政府学派的后辈学者试图修正前辈学者的研究范式,转而将“发展型政府”这个概念中性化,而将发展型政府与发展的关系视为开放性的经验研究课题。用他们的话来说,发展型国家未必会带来发展。例如,有学者分析说,与韩国类似,印度独立后也拥有一个发展型政府,但众所周知,发展型政府并没有印度带来发展。[xxvi]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在1990年代起步,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经济发展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金砖四国”的重要一员。

同时,发展型政府即便在某些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并非永远的灵丹妙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碰巧正确的产业政策,的确可以在后发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发挥增长促进作用,但是其效力将会随时间而递减,产业政策失灵的情形日益增加。就日本而言,产业政策施政只是在战后恢复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高速增长期间则大幅收缩,仅仅聚焦于高科技的促进。事实上,自亚洲金融危机之来,东亚经济体开始告别发展型政府,政府职能发生转型,回到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的轨道上来。在这方面,韩国虽经阵痛,但却相对平缓地走上了从新国家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道路。[xxvii]

当然,这一转型并非在所有经济体都一帆风顺。这其中的要害还在于发展型国家所引发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发展型政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催生新型产业的同时也保护缺乏竞争力或产能过剩的产业;更有甚者,发展型政府在推进经济成长的同时也滋生了裙带资本主义。[xxviii]面对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嵌入于传统政商关系的政府无力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新的经济增长点,即战略型产业,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恰在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优等生日本发生了。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勃兴的大背景下,发展型政府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本身的转型,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在探究发展型政府所采用的不同政策工具或不同干预取向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例如,阿姆斯登强调扶持性政府干预措施的有条件性,即必须具备对相关企业设定明确的、可执行的惩戒性条件,而且政府必须就减少甚至取消租金的惩戒性行动建立起可信的承诺(crediblecommitment),而这种可信的承诺恰恰是政府能力的一项内容。[xxix](p.8)

所有这些,预示着奥尔森临终前所提出的“市场增强型政府”的想法,开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政府干预是否必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干预,或者说政府干预能否以顺应市场机制甚至强化市场机制而不是破坏、扭曲甚至取代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进行。如果能超越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那么奥尔森的国家兴衰之谜和诺思关于国家的困惑,就会有全新的解答。也只有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林毅夫的发展经济学3.0版也好,比较发展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也好,以及斯蒂格利茨的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好,才能有全新的内容。

四、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一、导言

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穷?这是经济增长与发展领域最普通但却是最重要的问题。根据索洛(Solow1956) 卡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65)的研究,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人均收人的差异解释为要素积累路径的不同。在 这些模型中,各国要素积累的不同要么归因于储蓄比例或者偏好的不同,要么归因于其他的外生参数,例如总要素生产力增长率。根据罗默 (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的研究,最近的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是他们对收人差别的解释与以前传统理论的解释相 似。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是它们似乎没能给予经济增长根本的解释。如诺斯和托马斯 (North and Thomas1973)所言:“我们所列举的要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确切说来,什么是制度?诺斯(North1990)提供了如下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指导人们相互作用的约束。对于经济结果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例如产权结构和市场的建立与完善。经济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社会经济动机的结构。如果没有产权,个 人就不会投资于物质或人力资本,而且也不会采用更为有效的技术。经济制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有助于对资源进行最有效配置,而且它们决定了谁获得利润、收 入和剩余控制权。如果市场阙如或者被忽视,那么贸易收益就得不到利用,而且资源也将被误置。如果社会具有鼓励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制度,那 么它就会繁荣。本文关于制度之政治经济研究的关键在于,经济制度以及更广义的制度是内生的;至少部分地,它们是由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所决定。因此,为什 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贫穷这一问题就与这样的一个问题紧密相关:为什么有些社会具有比其他社会糟糕的经济制度。尽管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强调经济制度的重 要性,但是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来考察经济制度怎样被决定,以及为什么各国间的经济制度会有所不同。换言之,虽然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经济制度对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我们较少关键的比较静态结果来解释为什么均衡经济制度会有差异。



本文的基本论点可概括如下:  

(1) 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规范着社会中关键经济行为者的动机,特别地,它们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的投资,而且影响生产组织。尽管文 化的和地理的因素对于经济绩效也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制度不同是国家间经济增长和发达程度不同的主要源泉。经济制度不仅决定经济的总增长潜力,而且决定一系 列经济结果,包括未来的资源分配富的分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配等。我们将这些观点概括如下(其中,t表当前时期t+1表示未来): 

经济制度t  =>丨经济绩效t

丨资源分配t+1

(2) 经济制度是内生的。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为其经济后果起见而进行的社会集体选择决定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集团和个人都会偏好同一套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 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因此,经济制度的选择通常存在着不同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均衡经济制度如何确定?假如存在两个在给定经济制度上 持有相反偏好的集团,则哪个集团的偏好将会胜出?问题的答案有赖于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权力。尽管一套经济制度相比于另一套经济制度的效率可能在选择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但是政治权力才是最终裁决者。于是,这使得我们有了框架的第二块基石: 

政治权力t =>经济制度t

(3) 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制度的观点暗示,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间接地存在于给定的经济制度中。但是为什么具有冲突利益的集团没有一致选择总 增长最大化的经济制度,然后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决定收益的分配?为什么政治权力的运用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甚或贫穷?这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运用必然涉及承诺问 :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并不能保证在涉及其利益时不会使用它,而且这一承诺问题产生了效率和分配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可信的补偿转移和单边支付并不能抵消任何特定经济制度的分配后果。 

  (4)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内生的。在我们的框架中,对政治权力的两个组成部分加以区分是大有益处的,这两部分分别是合法的(制度的)政治权力和实际的政治权 力。在此,合法政治权力是指来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力。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形式以及政客与政治精英所受约束的程度。例如,在君主政体下,政治制度将所有的合 法权力分配给君主,而且对君主几乎没有设置约束;相比较之下,立宪君主制将君主的一些权力再分配给议会,从而可以有效地约束君主的政治权力。因此,这一讨 论暗示: 

政治制度t => 合法政治权力t 

(5) 政治权力比政治制度复杂得多。即使某一群体没有被政治制度授予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拥有政治权力。就是说,通过暴动、使用武器、招募雇佣 兵、增选军队,或者使用代价昂贵但却很大程度上和平的抗议,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社会。我们将这种类型的政治权力称作实际政治权力。这类权力本身有 两个来源:首先,它依赖于所提及的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其次,一个集团的实际权力还依赖于其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不但决定该集团使用(或滥用)现 有政治制度的能力,而且还决定该集团雇佣武力反对异己集团的选择。既然我们还没有一个满意的有关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理论,所以我们将侧重点放在实际 政治权力的第二个来源,因此有:

资源分配t => 实际政治权力t, 

(6) 这就涉及到我们框架之中的两个主要恒量之一,即政治制度的演进(另一个恒量为资源分配)。因为它们的变化一般相对缓慢,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直接和间接地 决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所以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这一动态系统中的恒量。它们的直接影响直白易懂:如果政治制度将所有的政治权力给予一个人或一小部分 人,则向其余的人提供产权保护和机会均等的经济制度就难以持久。它们的间接效应通过上面所述的渠道起作用:政治制 度决定合法权力的分配,而合法权力的分 配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因此,这一框架引人一个制度等级(hierarchy of institutions)概念,它与政治制度一起影响均衡经济制 度,而均衡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结果。尽管变化缓慢,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是内生的。社会将会从独裁制过渡到民主制,并且会通过变革其宪法 来改变对权力持有者的 约束。既然如经济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是集体选择,所以社会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关键决定因素。这样就产生了稳定性倾向:政治制度分配合法政 治权力,而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影响政治制度的演进,并且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会选择给予其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然而,实际政治权力偶尔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变 化。这些变化有时是不连续的,例如当权力的不平衡导致革命或者革命的威胁导致政治制度的大变革时,它们通常仅仅影响现存政治制度的作用形式。概括这一讨 .我们有政治权力政治制度,u将所有这些论点整合到一起,我们的框架可以示意性地表示如下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两个恒量,这两个变量在时点Z的状态足以 决定 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变量。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合法政治权力的分配,而资源分配影响 政治制度。尽管有这样的稳定倾向,该框架还是强调了潜在变化的可能性。 

 

二、制度至关重要

经济制度至关重要,而且实际上,经济制度应该被看作是经济增长和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些的呢?如果要素积累和内生技术变 革的标准经济模型仅仅提供了增长差异的表面解释,那么何种类型的解释能够成为根本解释?我们能辨别出三类这样的理论:第一类理论强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经 济制度通过规范经济动机来影响经济结果;第二类理论强调地理;而第三类理论则侧重于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们断言,经济制度——而不是地理或者文化——的差异 导致人均收人不同的假设具有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持。我们可以用明确的制度自然实验来证明。 

 

1.朝鲜实验

1948 5月,朝鲜半岛南部大选,新当选代表继而起草新宪法而且在38 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而半岛北部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独立国家以非常不 同的方式加以组织,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制度。北方搬用废黜土地和资本私有权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模式,经济选择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国家进行调节;相 反,南方保持了私有财产制度和政府,并且为了发展经济而尝试利用市场和私有激励。在进行这种制度变革的自然实验以前,朝鲜南北双方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 化根源。实际上,朝鲜半岛在伦理、语言、文化、地理和经济上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同质性;其他人为的初始经济条件也是近似的,而且如果有有利之处的话,也是 朝鲜。总之,虽然朝鲜有若干潜在优势,但麦迪逊(Maddison2001) 估计,在分治时,朝鲜南北双方具有大体相同的人均收人。与制度差异促成不同发展的假设相吻合,自从分治之后,朝鲜南北双方经历了极端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20世纪60年代,韩国演变成亚洲的经济奇迹之一,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繁荣,而朝鲜经济却停滞了。200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 16 100美元,而朝鲜为1 000美元。截至2000年,韩国成为富国俱乐部(ECD)的 成员国,而朝鲜仅有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对于1950年之后两个国家极端不同的经济经历只有一个可信的解释:它们不同的经济制度导致 迥异的经济结果。但是该自然实验的说服力仍显不足。首先,它仅是个例,在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中,大样本是起码的要求。其次,我们在此选用的事例具有极端 性,即对照的是市场导向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异。人们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或民主社会中经济制度的差异将不会是导致其经济兴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证明经济 制度在国家间贫富差异上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考察一个制度差异的 大规模自然实验 

 

2.殖民实验

洲对世界的殖民化过程提供了这样的自然实验。从15世纪开始,欧洲陆续征服了许多其他民族。殖民化经历改变了由其征服和控制地区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欧 洲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制度。因此,尽管地理条件保持不变,但是欧洲却引致了不同社会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大变革。欧洲殖民主义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或许由这 样一个事实所传达:历史证据显示,欧洲前殖民地的经济繁荣经历了显著的逆转。在1500年,印度的莫卧儿和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印加是最富裕的文明,而这些帝 国曾坐落的地区却成为今天较穷的社会。对比之下,坐落在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当时欠发达、文明的国家现在要远比莫卧儿、阿兹特克和印加所在的地区富 裕。这种逆转发生在何时? 一种可能是从欧洲征服这些地区后即告开始,但是直到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贫穷的殖民地才超越了以前高度城市化的殖民 地,而这是同工业化同步发生的。在1750年,印度(人均和总)的产业还多于美国;截至I860年,具有相对较好经济制度的美国和英国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开始后来居上;1953年,以前同是殖民地的这两类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经济鸿沟。国民收入差别的三种假设哪一个可以对逆 转的原因与时机 作出根本的解释?显然地理假设无法胜任,因为在1500年,热带地区国家比温带地区国家相对更繁荣,而在2003年,情况却完全颠倒过来,但是在此期间, 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文化本身会缓慢变化,而且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注定会经历文化的大变化;另外,土著人口的消灭和欧洲移民的流入可能创造新的 文化或至少在诸多主要方面改变既有文化(Vargas Llosa1989)。然而,文化假定并不能给予逆转以自然的解释,而且它在逆转的时机上亦不置 可否;另外,控制制度效应的经济计量模型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文化影响繁荣的证据。 因此,最 自然的解释应该来自于制度假设。实际上,一旦我们认识到殖民化所造成的经济制度变动,我们就会看到逆转正是制度假设所预期的。埃塞姆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 (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2a) 指出,其他条件不变,起先人口密度和城市化越高的殖民地其后续的制 度越糟,包括独立后和今天的制度亦然。他们证明,人口相对密集和城市化相对较高的殖民地会有相对较糟的制度,而人口稀疏和非城市化的殖民地接受的是欧洲移 民的涌入和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先进制度。可能欧洲人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引进有碍经济进步的经济制度,而是从这些先前的文明承袭下来的。然而,是否如此, 我们认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欧洲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人口密集和相对发达的殖民地采用了便利剥削而不是保护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而在人口稀疏的殖民 地却发展了保护产权的制度;正是他们的动机导致了制度的逆转,而制度的逆转注定了命运的逆转:相对富裕的殖民地获得了相对糟糕的经济制度,而且如果这些制 度是重要的,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后来将变得越来越穷。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制度假设还与逆转时机相吻合。制度假设将在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 上的投资激 励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而且声称经济繁荣正是基于这些投资。 因此,当具有新的大规模投资机会时,经济制度应该更加重要。而工业化的机 会是19世纪的一 大投资机会;今天的富国——无论是前欧洲殖民地还是其他 国家——是那些在此关键时刻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欧洲人为什么在先前贫穷与人口稀疏的殖民 地引人较先前富裕和人口稠密的殖民优越的制度?该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理论框架中的比较静力学。总之,欧洲殖民实验与地理或文化的假设不相容。相反,经济 制度的差异才是国家间人均收人不同的潜在基础。因此,制度是收人差别和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为何制度会有所不同

们看到,实际上,在决定相对繁荣程度的过程中,经济制度居于基础地位。而且存在压倒性的证据支持诺斯和托马斯所强调的制度,他们的强调与替代性备选解释相 对立,后者强调地理或文化。然而,虽然经济制度差异能够解释大多数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别,但是它引致的问题却与其解答的问题一样多。例如,为什么国家会有 不同的经济制度?如果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具有糟糕的经济制度,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改进这些制度?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制度理论,该理论将有助于 解释特定国家中经济制度的均衡集,而且该理论的比较静力学将有助于解释国家间经济制度有差别的原因。我们已经证明经济制度决定繁荣。现在我们必须着手证 明,经济制度必须被看作是内生的,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出现依赖于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然而,在证明这一观点的过程中,退后一步以讨论一下其他的建立经济制度 理论的替代性方法将是不无裨益的。广而言之,在国家间为什么制度会有差异这一问题上存在四种主要的解释途径,其中之一与我们所主张的方法即社会冲突观相一 致。 

 

1.有效制度观——政治版科斯定理

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将会选择对社会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该制度所产生 的剩余在不同集团或者代理者之间的分配方式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支 撑该观点的推理来自于科斯定理。科斯(Coase1960)声称,如果不同的经济 各方能够无成本地进行谈判,则他们的讨价还价将使得潜在的外部性内部 化, 例如受附近工厂污染之苦的农场主能够通过向工厂主付费来减少污染。类似地,如果现存经济制度使某一集团受益,但是却为另一集团带来不相称的成本,则 这两个集团能通过谈判来改变该制度;通过这样做,它们将会增加在它们之间分割的总剩余的规模,然后它们就能够通过讨价还价来分配这一额外的剩余。科斯的逻 辑适用于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学的观点被埃塞姆格鲁(Acemo- glu2003a)称作政治版科斯定理。尽管个人和集团会力争有效经济结果的直觉是富有 吸引力的,但是政治版科斯定理有着理论和经验的局限性。首先,正如埃塞姆格鲁所证明而且我们在下面也将讨论的,政治学存在固有的承诺问题,它经常使得政治 版科斯定理失效。其次,政治版科斯定理并没有在理解经济(或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上走得更远。按该观点,经济制度是有效选择的结果,而且如果给定社 会的需要和基本结构,所有社会都可能会有最好的经济制度;因此,根据政治版科斯定理,经济制度不能成为收入差别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上面所探讨的自然实 验结果却清楚表明了制度差异的重要作用。总之,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理解,从社会观点出发,为什么有些社会选择了对其不利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框架完全不 同于政治版科斯定理。 

 

2.意识形态观

二种经济制度理论是这样的观点:国家间经济制度的不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因为该观点与前一观点的相似性,埃塞姆格鲁将之称为修正的政治版科斯定理。根 据这一观点,社会可能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因为社会或社会的领导者在什么制度对社会有益上没有达成共识。按照该观点,在 关于合意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初衷良好的政治行为者在什么有利于其人民上具有分歧。那些在事后证明领导者或选民是正确的社会就是繁荣的社 会。重点在于,就如有效制度观一样,不利于社会的政策最终会被强大的力量所制止。不可否认,信念差异和意识形态经常起作用。但是我们不相信,一个合意的制 度差异理论能够建立在意识形态不同的基础上。我们通常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它强调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代理者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行为是 理性地而且是在认识到它们的后果的条件下才采取的。 

 

3.偶然制度观

效制度观明显地是以经济推理为基础的: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比较来确定哪些经济制度应该胜出。因为个体最终是根据社会成本和收益来 衡量经济制度的,所以效率就产生了。因此,制度就是选择。然而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是贬低选择,而且将经济和政治制度看作是其他社会相互作用或者历史事件的副 产品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该方法在许多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之间颇为流行。换言之,关键时点的历史事件决定制度,这些制度持续很长时 间,并具有重要后果。尽管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制度可能是历史的偶然结果,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社会实行的是其现有制度,而且开始思 考其他的替代选择。因此,我们还是回到了选择的领域。 

 

4.社会冲突观

据这种观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并非总是由整个社会所选择的( 且也不是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选择的),而是由在当时握有政治权力的集团所选择的(或许 是同其他集团冲突的结果)。这些集团所选择的经济制度将会最大化它们自己的租金,这样的经济制度或许与那些最大化总剩余、财富或收入的 经济制度并不一 致。例如通过约束政府掠夺而实施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能不利于想要在未来挪用资产的统治者。产权确立后,该统治者将要削减他自己的未来租金,所以他很可能偏爱 除私人产权之外的经济制度。因此,均衡经济制度将不会是最大化整个馅饼的制度,而是最大化强势集团所获得的那一份的制度。社会冲突观与意识形态观的区别在 于社会冲突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会导致欠发达,即使所有代理人都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或信念也会如此。将社会冲突观与偶然事件观区别开来的是,前者强调导致欠发 达的制度是有意选择的,而不是某些历史事件的结果。社会冲突观与有效制度观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并不假定制度总是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在社会冲突观中起关键 作用。哪些经济制度会出现有赖于谁握有政治权力来创造或者妨碍不同的经济制度。既然政治制度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扮演主角,它们将会成为经济制度之社会 突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文献中,第一个系统地发展社会冲突观点的是诺斯(North, 1981),他在关于国家的新古典理论那一章中断言, 控制国家的代理人应该被认为是自利的;然后他又声称,代理人为社会选择的那套产权将是这样的:它们最大化代理人的收益,而且由于交易成本,它们不一定最大化社会的福利。诺斯的分析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没有澄清造成国家和公民之间利益分歧的交易成本是什么。而我们认为,承诺问题是利益分歧的根本。 

 

四、无效率的源泉

我们已经阐述了两个论断,现在我们着手讨论第三个:不能保证在未来怎样使用政治权力意味着,经济制度对效率的影响不能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割裂开来。 

任何发生经济交换的市场情势中,承诺问题非常普遍。承诺问题极端重要,这已经在有关不完全契约和重新谈判的文献中(例如Hart1995)被认识到了。 然而,假如法律制度正常运作,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可履行契约。这些契约能够被履行,因为存在一个权威第三方一一可以使用权力确保履约。尽管被委托来保证履 约和解决争端的权威根据正当的情势变动,但是所有这些权力最终都来自国家;在现代社会,国家在合法运用强制上具有近似垄断的地位。所有者和经理能够签订契 约,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及其代理者即法庭将能公正地确保契约的履行。相反,假设例如一位经理相信,国家与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而且当所有者没有按照契约规 定进行偿付时,国家对其不予惩罚,则契约几乎就没有价值。因此,存在一个公正的履约权威对于契约是重要的。当涉及制度选择时,问题在于并不存在这样公正的 第三方可以被委托来确保履约,这是政治学中承诺问题的源头。为详细阐述该观点,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势,在该情势下,社会可以用独裁或民主的方式进行治理。 设想一下,独裁者不放弃他的权力,但许诺他将服从民主规则,从而个体可以像在民主制下那样进行投资。这一许诺是不可信的,因为只要政体是独裁制,就不存在 更髙的权威强制独裁者遵守他的诺言,而且也不存在能被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强 制履行的契约等价物。毕竟,该独裁者垄断着军事和政治权力,所以他是冲突利益的 最后仲裁者;并不存在其他的权威迫使该独裁者遵守他的诺言。相同的问题制约着相反的解决措施,通过该措施,独裁者自愿同意过渡到民主制;但作为交换条件, 他的收入和权力的损失由未来的转移支付加以补偿。那些从过渡到民主制而受益的人将会乐于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只要独裁者放弃了他的政治权力,就不能保证公 民会同意向自己征税以补偿这位前独裁者;补偿前独裁者的诺言通常不具有可信性。

问题的本质是承诺。一方当事人既不能保证补偿另一方,也不能保证在事后不会采取利己行动。在这些例子中,承诺问题之所以严格的原因在于,我们处理的是政治权 力。不同的制度与不同的政治权力分配相联系,而且并不存在兼具意志和权力的外部公正当事人来确保履行协议。在一些情况下,或许存在维持一项协议的自我履约 诺言。埃塞姆格鲁(AcemOglU2003a)探讨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是一般而言,这样的自我履约是有局限的,因为它们要求参与者要有足够的耐 心,但是当涉及政治权力时,由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任何一方都不会以高度忍耐的方式行事。基于这一推理过程,我们现在可以探讨三种不同的渠道,正是通过 这些渠道,承诺问题才会导致无效制度的选择及其持久存在。

 

1.打劫

设想这样一种情势,在该情势下,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握有无限制的政治 权力;再假设,生产性投资可由一组公民或生产者进行,他们与政治精英即目前的权力 持有者不同。如果生产者预期从他们的投资中能够获益,则生产者将进行生产性投资。因此,一套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对于投资者是必需的。社会能够选择确保这种 安全产权的经济制度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甚至假 社会想这样做,答案仍然如此)。问题在于,只要投资发生,政治精英—— 控制政治权力的那些人一 不能保证尊重生产者的产权。自然地,在事前即进行投资以前,他们将会保证安全的产权。但是权力垄断在他们手里暗示,一旦投资进行之后,他们不能保证不会打 劫生产者。这明显与厂商理论中打劫问题相似。在厂商理论中,一旦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了关系专用投资,其他当事人就能对其进行打劫,并且掠获一部分得自 其投资的收益。因此,打劫的前景将会阻碍投资。但是现在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它不但是指打劫关系专用投资,而且是所有的投资。因此,无效经济制度怎样由 于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出现?这就是一个例证。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会保证在事后不会动用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且这直接导致这样的 经济制度:它们不会向没有 政治权力的集团提供安全产权。后果是清楚的: 有这样的保护,生产性投资就无法进行,从而经济增长的机会就得不到利用。这些无效经济制度——或者也许是 社会的均衡制度——持久存在的原因 也与承诺问题相关。参照我们上面的例子即诱使独裁者放弃权力可知,产权导人的方式有两个:首先,原则上,政治精英许诺 尊重产权。然而,除非放弃权力的政治精英支持,否则仅仅许诺将是不可信的,而且这将意味着放弃他们的租金和特权。其次,更加安全的产权制度的受益者可以收 买政治精英。一般而言,通过未来补偿的许诺,这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投资已经进行而且有了产出之后,可以将一部分给予政治精英。但是如在上面所指出的, 在此又产生另一个逆向承诺问题,即新体制的受益者不能保证会给予先前的政治精英以许诺过的补偿。 

 

2.政治受损者

效经济制度的另一个源泉是政治精英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欲望。政治权力是收人、租金和精英特权的源泉。如果精英的政治权力遭到侵蚀,则他们的租金亦会随之 减少。因此,政治精英将评估每一个潜在的经济变革,这些评估不仅根据变革的经济后果,例如它对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的影响,而且根据变革的政治后果。任何侵 蚀精英政治权力的经济变革都可能损减他们的长期经济租金。作为一个例子,设想这样的经济制度变革:它将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也会使一 些集团变得更加富有,而这些集团却具有在未来问鼎政治权力的潜在可能。其他条件相同,较快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它使权力持有者从其所有的资 产上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且他们还可以对更大的收人征税或者剥夺。然而,如果他们的潜在竞争者富裕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在未来受到更大的威胁。由于 害怕他们的政治权力受到这样的威胁,精英或许抵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变革。沦为政治失败者的威胁妨碍更好制度的采用,这又归因于承诺问题。 

 

3.经济受损者

效率经济制度的另一个不同但是相关的源泉来自社会冲突观的基本论断:不同的经济制度暗示不同的收人分配。这表示,从糟糕的经济制度变为好的经济制度将会使 一些人或者集团的处境变坏(而且将不会是帕累托改进)。更好的经济制度会遭到收入受到威胁的人的抵制,原因仍然在于承诺问题。如果经济制度变动时,收入增 加者能够承诺补偿收入降低者,则抵制更好经济制度的动机将不会存在。然而,承诺这样的转移支付是困难的。尽管一看之下,经济受损者问题是富有吸引力的,在 经济文献中也确实受到了相当关注,而且承诺问题重要性的强调也与我们的框架相符;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来看,经济受损者问题与打劫或政治受损者问题 相比,其重要性要小一些。正如埃塞姆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 Robinson,2000b)所指出的,在强调经济受损者的理论中, 隐含着一些政治学假设,这些假设暗示,无论何时只要出现经济受损者问题,政治顾虑必定是重要的。经济受损者的观点是这样的:某些集团由于害怕丧失它们的经 济租金,会阻止采用有益的经济制度或者技术。其背后的假设是这样的:这些集团握有政治权力来阻止对 社会有益的变革。但是如果它们有阻止变革的政治权力, 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变革发生,然后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将一些收益重新分配给自己?因此,隐含的假设必定是这样的:经济上受损的集团还要遭受政治权力的削弱, 这会使得它们重新分配变革后的收益成为不可能。因此,这一推理过程表明,就某些集 团对变革的态度而言,他们的政治权力是否受到侵蚀要比它们在经济上是否 受损更为根本。因此,政治受损者问题似乎比经济受损者问题更重要。 

 

4.效率和分配的不可分割性

治权力运用和分配问题引致了效率和分配间的基本替代关系。例如,当由于缺乏承诺而导致打劫时,政治权力的持有者知道人们投资的动机将会减弱,于是增长就缓 ;为应对这种情况,他们或许自愿移交他们的权力,或者尽力创建能限制他们权力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这种转变将会创造更好的投资激励。尽管这种情形在理 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也形成了一些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例如BarZeU2001),但是在现实中,它似乎不怎么重要。甚至在面临极度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 治精英由于权力的分配作用仍然不愿移交他们的权力,例如因为这将会减损他们从社会其余部分抽取租金的能力。于是,糟糕的经济制度——在此是缺之产权和打劫 ——持久存在;而要解决该问题,权力持有者必须自愿约束他们的权力或者让渡权力。这可能会提高社会中权利的安全性,而且提髙投资动机,但是这也同时会削弱 统治者抽取租金的能力。 当占有小馅饼的一大块时,他们的处境可能更好。当存在政治或者经济受损者时,相似的现象亦会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政治权力的持 有者预计会成为政治受损者时,采用好的经济制度直接减损了政治权力和在位者的租金,而且产生相似的替代关系。采纳有效的经济制 度将会促进增长,但是当政 治现状同时被侵蚀时,起先权力持有者所得的租金量可能降低。在第二种情况下,一旦好的经济制度被引人,持有权力以决定经济制度的人的收人会减少。如果没有 可信的单边补偿承诺,则那些由于引人好的经济制度而收入减少的人将抵制这种制度。因为承诺问题在集体选择和政治学中如此普遍,所以很自然地就会相信,制度 变迁具有重要的分配后果,因此,在给定社会制度上将会存在冲突。 

 

5.比较静力学

管我们的完整制度理论仍然有待发展,但是至此的探讨已经指出了我们方法的主要比较静态含义。这些含义关系到何时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能被采 纳,以及何时它们可能会遭到反对和抵制。打劫、政治失败者和经济失败者因素导致一些有趣的比较静态结果,这些结果可以通过考察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制 度而推得。首先,打劫观点直接表明,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施加约束的情势更有可能产生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环境,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政治权力的平衡,或者在 不同权力持有者之间存在一种形式的权力分立。当政治精英不能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盘剥其他人的收入和资产时,精英之外的集团就有可能具有相对安全的产权。因 此,约束和控制精英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有助于更好的经济制度出现。其次,相似推理过程暗示,当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基础相对宽泛的集团手中而且该集团包括持有 最重要投资机会的人时,更有可能产生保护大多数人 产权的经济制度。当持有政治权力的集团的基础狭窄时,这些集团可能会保护它们自己的产权;这或许会激励 它们自己的投资,但是政治精英之外的集团 更不可能获得对它们投资的合意保护(参见Acemoglu2000b)。再次,当权力持有者从社会其余部分仅 仅抽取有限的租金时,好的经济制度更有可能产生并持久存在,因为租金往往鼓励权力持有者选择能盘剥其他人的经济制度。最后,与政治受损者问题相联系的因素 暗示,不会危及在位者权力的制度变革更有可能成功。因此,这样的经济制度更有可能被采纳:它们不会增加竞争集团的力量或者不会破坏现有政治形势。 

 

6.社会冲突观再评价

此,我们已经表明,经济制度的不同是繁荣程度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认为,尽管存在能够解释经济制度差别的各种方法,但是最可信的方法是社会冲突观。虽 然我们确信,有清晰的例子表明历史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而且制度具有显见的持久性,但是理解不同国家为何具有不同制度的最优方法是着眼 于选择以及选择的后果。社会冲突观强调经济制度的分配意义,而且强调承诺问题如何暗示了效率和分配的不可分割性。因此,社会内部在经济制度性质上的根本冲 突对于经济绩效具有重要含义。一些经济制度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必然地有利于社会的所有集团;替代性经济制度或许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它们却有可能使一些集团富裕。哪些制度会是选择的结果,以及社会是否繁荣,将由这些集团中具有政治权力从而获得对其自己有利的制度的集团所决定。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制度理论,我们需要知道政治权力的来源是什么。

 

五、林毅夫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遵循比较优势

中国也正位于中等收入国家队列,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821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开出的处方是:遵循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话,我们称这个国家在生产该产品上是有比较优势的。

 

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的成本和风险上,比发达国家低。之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没有比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快速地提升”。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出发,林毅夫分析,“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如果按照要素禀赋的结构来选择产业跟技术的话,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你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应该有最大的竞争力。”(要素禀赋也称要素丰裕度,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

 

对于这个处方,林毅夫指出,竞争性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可以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选择产业。除了有效的市场,政府需要因势利导,做有为的政府。产业动态升级中的先行者“第一个吃螃蟹”,在成本和收益上往往不对称,林毅夫认为,政府需要提供和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补偿先行者,降低生产交易成本。

 

“但是政府的资源有限,因此政府必须战略性地、策略性地使用他有限的资源,来支持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最大贡献的产业。”林毅夫说撒胡椒面的做法不可取,“产业政策要成功,应该发展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如何判断哪些产业是具备潜在比较优势?林毅夫认为,是那些在要素生产成本上有竞争力,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使得交易费用高的产业。比如,林毅夫举例,非洲国家的工资成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是非洲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

 

针对既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产业政策制定时,林毅夫总结,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国家前沿的差距,将产业分为五个类型:追赶型、国际领先型、退出型、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战略型。

 

不同产业类型有相应的针对性产业政策。关于追赶型产业增长的甄别和因势利导,林毅夫建议第一步是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高100%左右,或20年前的人均收入和本国现在处于同一水平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表现良好的产业和产品,从而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绑架。之所以如此借鉴,是因为拥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应该也有相似的比较优势。

 

就国际领先型行业而言,某些产业是发达国家已经退出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最高技术水平,那中等收入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对待领先型产业的方式,把握“研”和“发”。一方面国家需要扶持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基础知识研发,另一方面企业在基础知识成果之上,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

 

对于不关系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退出型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企业站在微笑曲线两端,增加附加值,靠研发、品牌和营销升级发展,并帮助企业迁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弯道超车型产业给中国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们的特点往往是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政府的角色是为这些企业创造良好的软硬基础设施,包括成立孵化基地、风险基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

 

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往往聚集了大量资本,研发周期长,但因为关乎国防安全,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不能依靠进口,必须自己生产。这类企业往往不具备比较优势,无法在竞争的市场中立足。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需要通过预算拨款或直接采购的方式加以扶持。

 

以下是林毅夫在821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

 

各位学界的朋友,还有不少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议,跟复旦一起组办这个会,因为我们讨论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是产业政策。我们现在谈产业政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担心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从我现在一直致力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来谈这个问题。

 

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其余的88个国家,就是我们讲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是一个相当高概率的事件。

 

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它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就要高于发达国家。19世纪末一直到现在,从长期来讲,发达国家从统计数字来看,平均每人的GDP收入增长是稳定的,每年大概2个百分点。

 

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要赶上发达国家,它的含义是什么?人均GDP的增长,应该是要比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还要快。我们现在定义中等收入国家,或者是高收入国家,目前的用法是这样:如果说美国当作收入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现在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它的人均GDP,差不多是美国的1/4。美国现在是5万多美元,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是12700美元;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你的人均GDP如果是美国的6%-7%就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运算:假如说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是美国的1/10,要达到美国的25%,假定美国每年的人均GDP增长是2%,如果你是3%的话,要多少年时间才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算了一下,大概100年。因为以每年比它高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70年就从10%变成20%,还要再35年才能从20%变成25%,是非常长的时间了。当然从20世纪初到现在,尤其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不仅没有像前面所讲的缩小跟美国的差距,实际上它跟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稳定的,是什么原因呢?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甚至连2%都达不到。即使达到3%,经过30年、50年,还是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里面,比如说10年,你们要赶上发达国家,从10%变成25%的话,人均GDP的增长,每年至少是10%,你才能够在30年的时间里面,从10%变成25%。一个发展中国家每年GDP增长有没有可能增长5%6%,有没有这样一个办法呢?

 

根据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确实有一些经济体达到这样的目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它实现了每年7%或者是更高的经济增速,持续了2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们知道一般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就是2%多,有的是1%多。如果你是7%人均GDP的增长,大概是5%以上,你比发达国家高3个百分点。你只要比发达国家高3个百分点,35年的时间,就可以缩小10%以上的差距。所以确实有一些国家(经济体)实现了我前面所讲的,在一段时间里面,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原来是10%作为起点的话,30年、35年的时间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增长体,就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经济增长委员会出的这个报告,这13个经济体有什么特征?有五点,第一个是开放经济。生产国际上有需求的产品,从国际上进口自己不擅长生产的、它自己没有的,这就是开放。第二,这些经济体维持了宏观的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其他(表现不好的)经济体跟它相比,宏观经济不稳定,有时增长比较快,有时候就停滞一段时间。这13个经济体的第三个特征,他们都有相对比较高的储蓄力,相对比较高的投资率。第四,他们都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第五,他们都有一个比较有为的政府,政府有能力支撑它的政策。

 

这个报告发表了以后,经济增长委员会的主席就到处做演讲,很多国家领导人给他咨询,怎么让我的国家快速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摆脱收入陷阱?当时他的回答是,这五点只是成功的药材,不是药方。如果没有药方,光知道药材没有用的,因为药材的量用错了,可以把补药变成毒药。如果没有药方的话,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有为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实行政策。在经济增长委员会的基础上,到底有没有什么药方?

 

怎么去寻找药方呢?我认为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研究方法,在他书的标题上写得很清楚:对国民财富的本质跟它的原因、决定因素的研究。18世纪的时候,国民财富是什么?国民财富的创造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发展?如果他们人均GDP的增长是2%,我们希望30年,一代人之间从10%变成25%,人均GDP的增长必须在5%以上。如果加上人口的增长,怎么达到?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经济增长,它表面的现象是什么?我想表面的现象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而且从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速度逐年加大。根据历史研究,10世纪之前,GDP增长每年只有0.05%,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GDP才可以翻一番。但是工业革命以后,0.05%变成1%,现在人均GDP的增长只要35年时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表象,造成这个表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人均收入的提高,物质基础是什么?是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的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怎么提高呢?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地创新,所有的劳动者在这个产业里面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在市场上卖的价钱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只有这种方式也不行,因为只有这种方式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如果只有一个农业,不再增加农业技术水平,粮食生产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是不值钱,收入水平就不提高了。第二种办法就是进入新的、附加价值更加高的产业,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可以把资源从现在的产业配置到新的、价值更高的产业当中去,这样劳动力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随着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它所需要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设施必须完善和改进,比如,必须有电力基础设施的改善。由于需要资本投入越来越多,要降低风险,必须有能够动员资本、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交易越来越严,交易者彼此越来越不认识,所以制度的安排必须完善,硬件等设施也得完善,这样才能降低费用,降低风险。我们表面上看到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背后是这种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差异,发达国家工业化后,它的技术跟产业都在世界前列,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也跟它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相适应。我们现在想追上发达国家,要在技术产业上升级,必须自己发明,同时制度必须要相应地完善,制度的创新也必须自己来做。

 

我们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存在的很大差距是什么?发达国家的任何创新等于发明,不管是制度的创新,还是技术的创新,都等于发明。我们发展中国家,现在所用的技术、所占的产业价值都比较低,只要发展中国家所进入的产业价值比现在高,即使不是最新的,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有所谓的后发优势。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或者是产业,只要水平比我高,附加价值比我高,我就用。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国家,比如说13个经济体,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有多少新技术?很少,其实大家都是利用后发优势。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不能够去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而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每年2%的人均GDP增长都不到,人家可以用的他为什么不可以用?这就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潜力呢?

 

新结构经济学可以用来回答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利用后发优势,以及怎么来利用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要素是资本、劳动等。不同国家这些要素禀赋不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相对少,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软硬基础设施的好坏,产业跟技术是否相适应,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包括它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内生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马克思讲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什么东西决定的?我再往前走一步,我认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由它的要素决定的,决定了这个要素以后,就决定了它用什么样的技术,用什么样的产业,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合适。

 

这样的经济基础的决定,它的制度安排怎么样?为什么要素禀赋结构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仔细想,要素的禀赋,它在每个时点上面,是可以随时变动的。因为资本可以积累,劳动力随着人的生育力的增长也可以变化。更重要的是什么?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你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力、多少自然资源,是它的总预算。而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决定了这个要素的相对价值。

 

我们在座的都是经济学家,我们所有经济学的理论,到最后不是讲收入效应和预算效应。要素禀赋和要素禀赋当中的相对丰富程度的结构,实际上同时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跟相对价格。然后,不同程度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预算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替代效应。

 

这个效应决定了什么?怎么决定的?哪一种产业,或者说哪一种技术在哪个时点上面是这个国家的优势?你如果选择了产业技术跟禀赋要素相符合,你可以以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有最大的竞争力,这是你的比较优势。如果你的产业选择,你的要素禀赋决定了比较优势,这个产业就有竞争力,整个经济就有竞争力。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你的最优结构是什么,决定你劳动力生产水平怎么样的。

 

当然我们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希望收入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的提高。你要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首先必须要提高产业跟技术的水平。但是产业跟技术水平提升的前提,你必须逐渐地从劳动力变成资本,从劳动力密集的、劳动生产力比较低的,进入到劳动生产力比较高的、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是要素禀赋的结构必须不断地升级。当然要素禀赋不断地升级,你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要升级。

 

这样的一个分析,很简单的视角是什么?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没有比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快速地提升。如果没有这样的提升,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低收入陷阱。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出发,由于要素禀赋决定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会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国家的要素禀赋的提升,如果按照要素禀赋的结构来选择产业跟技术,是符合比较优势的。符合比较优势的话,你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应该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更大的剩余。

 

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我想这里面很多的结构模型,来证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如果资本的回报率最高的话,当有最大剩余的时候,资本的积累速度最快。当你资本的积累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就会逐渐从劳动力丰富变成短缺,你必须进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升级,当然,你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

 

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在国际产业之内,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没有处方?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应该有处方。这个处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这个里面有个前提——企业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怎么让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选择产业链技术?你的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要素的相对性。这是一个前提。企业会选择你的优势,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信号呢?我们现在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竞争性的市场,这是一个制度安排。

 

竞争性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资源的配置,我们讲的是产业动态的升级。产业动态升级过程当中,就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有外部性,成功和失败对于先行者来说收益不对称。别人都去吃螃蟹,认为不会死人的时候自己再吃。如果大家都不去吃螃蟹,螃蟹就没有人吃了。必须对先行者进行补偿。要素生产成本低,市场上没有竞争的话,交易就低,这决定着你的软硬设施要相对的完善。

 

软硬设施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提供的,需要政府组织很多企业家完善这个软硬基础设施,甚至政府提供。比如说金融,随着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多,投资的风险越来越大,必须发展新的资本市场等等。但是这个跟资本市场的各种监管的关系很大,怎么样去监管呢?这不是企业能够做的,必须政府来做,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因势利导的政府,根据新的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提供给先行者补偿。

 

其实经济增长委员会的五个要素,从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就是遵循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有制度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分别对应报告里面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如果遵循比较优势的话,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你生产,把符合优势的出口到国际市场,进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并且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时候,用国际上已经有的。

 

另一个要素是宏观相对稳定。因为你的产品有国际竞争力,造成的危机机会就少。如果有一些外部的冲击,但因为你的经济有竞争力,并且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好,政府进行干预政策比较强,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宏观经济比较稳定。因为自己造成的危机比较少,如果外部有危机冲击的话,应对的措施也多。

 

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大的经济力,投资的回报率最高。新结构经济学的处方,其实就是根据经济增长委员会所发现的13个成功的经济体,分析它的五个特征背后的状况。

 

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话,产业政策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必须提供外部性的补偿,必须去组织协调这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有些必须是政府自己提供。但我们知道,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执行能力是有限的,不同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是无限的话,可以把各种可能的软硬基础设施都完善好,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的资源有限,因此政府必须战略性地、策略性地使用他有限的资源,来支持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最大贡献的产业。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反对产业政策,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产业政策都失败了,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失败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产业政策都违背了比较优势。

 

通常的观察是这样,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很高,是因为他手下的产业很先进,资本、密集、技术很密集。大部分谈产业政策的人,都是发达国家有这种产业,我们就应该发展该产业。用孙中山的一句话,他发展什么,我们要比他更快发展,你马上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相对丰富。我们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少,劳动力相对多,发展符合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违反了比较优势的。那样的产业在开放市场的经济当中,是没有自立能力的,自己生存不了,除非国家保护补贴。这样的话,那种产业政策又违反了比较优势,即使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了,它也没有竞争力。它要继续经营,必须国家来保护补贴。

 

国家能动员的资本是有限的,如果有限的资本都花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话,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连最起码的资本也得不到,也没有办法形成竞争力。即使把那些现代化建立起来,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发展力比较弱,经济会停滞,而且容易产生各种危机。这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最重要的原因。

 

发达国家有些产业,已经是比较优势了,但是为了就业的需要,国家给他很多保护补贴。就像美国的农业、欧洲的农业,实际上是比较优势了,但是不少的农民还是拿到政府的保护补贴,这是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

 

产业政策要成功,应该把握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什么叫潜在比较优势呢?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我这个产业在国际上看是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要素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但是目前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为什么呢?因为软硬基础设施没有完善,所以交易太高,结果导致总费用太高。当你总费用太高的情况下,即使这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但是没有竞争力。

 

我们讲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非洲应该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要素成本是工资成本,非洲国家是我们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从要素生产成本来说,非洲国家比我们低。产业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发展那些符合潜在优势的,要素生产成本低的,但因为现在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让这个产业没有竞争力,发展不起来的产业。政府的发展政策目标是什么?就是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把交易费用降低下来,这个产业马上就有竞争力了。基本上,现在帮助的产业都是当年有竞争力的,要素生产成本比现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但是你交易成本太高,我先选择你。产业上要成功,应该是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国家怎么样来制订产业政策,反思一下,现在国际上讲产业政策,一个是企业营商环境,基本上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想法。政府的责任就是把基础设施搞好,把制度环境搞好,他认为不应该去选择优胜者。只要把营商环境搞好,把基础设施搞好就可以了。

 

这样的想法有什么问题?政府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要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去,到处瓶颈,政府要做的就是全国的交通设施都改善好。哪有这么多钱?如果是撒胡椒面的话,肯定是改善不好的。如果是要消除掉的话,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财政部的官员抱怨,去年国际货币组织跟世界银行说要改善的有540项,整个财政部没有这么多人,全部要改善,基本上不可行。没有说先行者的外部效应怎么补偿,他认为不应该的。你要是去做了,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概念去做改善,他们的营商环境的指标是会提升得很高,提升得非常多,但经济也就增长得不快。

 

有人说世界银行的方法不好,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改善,但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瓶颈,要针对瓶颈完善。但是根据现有产业调查,这里面有两个毛病: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瓶颈因素?现有的产业是过去的收入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去问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你问他是什么瓶颈限制,他会开出一大堆的条件。你把那些条件都讲了以后,在国际上同样没有要素生产成本的竞争力的,因为营商环境没有解决。我们谈的是产业升级,是新的产业。如果你是根据现有的产业来问,有没有产业在这个地方,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增长的缺陷。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不止是资本、劳动的自然资源,还有知识——跟你现有的产业比较相关的产业。如果你进入到跟你现有产业比较相关的产业,农业转到新的产业去,就很快地组织起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有缺陷的。你现在的产业是不是一定合适?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个产业有比较优势,你进入到相关的产业,同样也是比较优势。这是第一个缺陷。

 

第二,你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要进入到完全的新产业,我招商引资,把外国的企业引进来,等于也是把知识引进来,是国际上通行的制订产业政策的办法。

 

按照新结构经济体的话,我们应该针对既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制订产业政策。我提出的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国际产业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把它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这个产业我们有,以往发达国家也有,劳动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要追赶它,叫追赶型产业。

 

第二种是国际领先型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有些产业实际上已经处于国际的前沿,比如我们国内的家电产业——空调、电冰箱、微波炉,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彩色电视机,目前比我们领先的只有韩国,而且我们跟它的差距很小。

 

第三种类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过去是它的比较优势,比如说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是退出型产业。过去我们工资低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现在随着我们资本的积累,工资上涨,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它应该退出。

 

第四种是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什么?资本的积累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但是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有一种新的产业类型出现,这种新的产业类型研发的比较少,大部分靠人力成本,比如说软件、互联网、移动手机这些。它不是说不需要资本,但它主要的是靠人力资本,并且它产品的周期特别短。我们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上跟发达国家差距其实是不大,尤其是我们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我们在人力资本上跟发达国家差别不大,而他们所使用的、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资源比重比较少的话,那种产业就适合让我们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最后一个是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通常这个产业的产品、技术的创新,资本投入比较大,周期特别长,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比较优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必须有。

 

当你获得这五种产业以后,历史上属于追赶性的产业,大部分国家在追赶阶段。有一个特性就是找目前收入水平比你高大概1倍左右的国家,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得非常好。这从16世纪英国追赶荷兰,以及19世纪的时候,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到后来二战以后日本追赶美国,然后60年代、70年代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等等,都有这个共性——通常找收入水平比你高大概1倍,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你大致相似的国家的产业。

 

要素禀赋结构大概相似有两个类型的产业,一个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说农业,或者是矿产资源,那你需要有同样的土地条件。另一个制造业的话,其实土地的重要性相当低,基本上就看人均收入水平相对接近的国家。制造业主要看人均收入,来看它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基本上都有这种共性。

 

而大部分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选择的标的产业的国家,通常收入水平可能是5倍、10倍、20倍的差距。就像我们在50年代“超英赶美”的时候,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我们跟它差距是20倍。而成功的国家,通常找跟它差距1倍左右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为什么要找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比较优势。如果要素禀赋结构大约相似,那比较优势就大约相似。

 

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如果它保持20年、30年、40年发展,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大致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如果它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绝对不会发展这么快。如果你要素禀赋结构跟所找的发达国家相似,比较优势跟它相似,你的要素生产成本肯定比它低,这是背后的道理。

 

从对追赶型产业的增长的甄别和因势利导来说,收入水平比较高,发展得比你好,正常的有企业跟政府讲,你应该通知我,这个国家根本不符合比较优势。如果你是这么一个参照性,政府被绑架。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优质的产业以后,就要跟企业商量,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如果国内企业已经进入了,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竞争力?一定是交易费用太高,你就要看哪些造成它交易费用高的因素。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已经有企业进入的话,就把那些知识用起来,就可以把那个道理引进来。当然有些企业完全是新的,也就是说国内的产业要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发展产业呢?可以招商引资,因为这个产业是有比较优势的,有往国外转移的积极性。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应该比国外低,转移到你这个地方应该合适。为什么不来?因为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太高。这个时候政府能够做的是什么?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第二方面改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这些隐性的支持就会引进来。

 

每个国家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它可以生产一些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需求,国家帮他解决造成价格太高、不能做大做强的原因。由于新技术的发明,有些产业在过去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比如说1980年代的时候国际上没有信息服务业。看到这个机会以后,政府改善光纤通信,交易成本下降,现在信息服务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政府根据这种产业提供他的因势利导。

 

发展中国家普遍的问题是交通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差,国家没有能力把所有的这些交通基础设施一次性都完善好。比较务实的方法是把经济特区设施搞好。这里面有务实的办法,可以选出那些产业,政府提供一些激励,这个激励就是补偿外部性。时间是一次性的,而且数量少。因为原来的企业没有自身能力,外部性补偿的激励,通常都是一次性的,比如说税收的优惠。在发展中国家,有资本管制的话,在提供贷款的时候给他一次性优惠,给这种优先权,这个是对追赶型产业的政策。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必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走“研究”和“发展”这两步。发达国家帮助他的,属于国际前沿的这些产业,所需要的基础研发大部分由国家提供。像美国的话,自然科学研究会、国防部,都有很多资金支持这种前沿科技的研发。

 

发达国家是有产业政策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国际上的前沿,帮助国际前沿的产业解决公共设施的问题。但发达国家会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金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就一定要配置。既然要配置资源,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发达国家是企业来做。如果能够做成功的话,政府给一些专利保护。如果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面,同样的对这个产业相关的研发,应该由国家来支持。研究应该由国家来支持,产品的开发可以由企业来做,挖出来的产品可以给专利,也可以用政府的采购方式来支持。

 

发达国家这样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有的基础设施的研发,来开发一些新的产业。同样的,如果你做出来的话,可以给他新产品的专利,或者是政府采购。这个产业在世界上属于最前沿,它的产品应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这个企业应该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去。卖到国际市场上去,政府可以帮很多事情。每个政府每次来到中国访问,都要带很大的企业团,政府帮他推销产品。如果这个产品在国际上已经属于领先地位,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也有一些壁垒。政府帮助这些企业进入其他国家,这里面就包括很多贸易协定、投资协定等等相关的,也是必须政府来做的。

 

比较优势的产业,针对这些企业去分类,有一部分进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属于劳动密集加工的部分,就旁观他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去外地的人才问题,国际可以在这方面给企业提供帮助。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工人,给他培训,给他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弯道超车型产业,它的特性是什么?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准,比如说小米手机,雷军也就是100多个人,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开发出小米手机。一年的时间里面能够花多少钱呢?前期主要投入是人力成本,而且必须对市场有把握。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对于这个大国来说并不欠缺,因此对这种产业,我们是有跟发达国家有机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风险基金,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是针对弯道型产业,政府需要许诺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国内谈到很多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对弯道超车型是合适的。

 

国防安全型的战略产业,通常是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但是它研发的周期特别长。比如说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通常要20年、30年;新一代舰艇的研发,资本的投资非常大。这种不符合我们比较优势,但是国家需要的话,政府搞补贴。其实我们50年代的重工业赶超,当时的重工业跟我们的国防实力是有关的。如果在我们经济当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时候,通过价格、市场垄断,这个产业也是比较优势。但是现在它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已经相当小了,我们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主要是靠财政的拨款,不是靠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来补贴。政府财政补贴,有的在银行直接拨款,有的是产品的采购。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五大类,一部分保证国家的安全,又可以让这些国家利用国际上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国际上领先。

 

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制造业,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农业,农业结构也同样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不多讲了。

 

结语。新结构经济学给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制订产业政策,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比较快速地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框架。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这个框架制订产业政策,应该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用30年左右的时间,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

六、林毅夫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遵循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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