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翻译硕士MTI考研真题翻译备考指导
1、大家都说CATTI就是翻译的“菜”，是这样么？
【育明夏教授】考翻硕的学生很多都考过CATTI，原因有二：一是不少同学认为CATTI这样的国家级考试非常权威，能够全面、准确地考察自己的翻译水平；二是为现实所迫，不少翻译硕士招考院校都对学生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取得硕士学历证、学位证时必须通过CATTI考试的二级或三级。不论这些院校制定该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它至少反映出翻硕考试与CATTI的紧密程度。那么CATTI是翻硕的“菜”么？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它至少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CATTI与大多数翻硕招考院校的翻译试题是不是近似的命制与评分方法？二是CATTI与翻硕考试命题是否参照相似的翻译风格？前一点可能比较容易回答，但后一点就很难讲，因为翻译风格和理解本来就见仁见智，怎么能在现行国家翻译标准外在制定一个强制性的统一标准呢？不少同学说：我能考过翻硕，可我就考不过CATTI，我的翻译水平真的不好么？也有同学说：我在外企上班，我翻译的文件和资料外方代表都很满意，可我也过不了CATTI，我的翻译水平也真的不好么？甚至还有同学说，我之前一直给参加世界电影评奖的中国电影翻译字幕，而且这些电影当中的大多数已经获了奖，可是我就是过不了CATTI，我的翻译水平真的很成问题么？几个问题下来，CATTI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有叫好的，有拍砖的，有讨伐的，也有不置可否的。那么CATTI和翻译硕士考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只要把CATTI的真题和部分院校的翻译真题拿出来比对比对就好了，但一比对不难发现两点：一是CATTI的考题与不少翻硕院校的真题相似，甚至基本相同；二是在词汇、语法、表达方面二者也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那么部分学生“可过其一而不得其二”的原因似乎可以归结到评卷模式上，而正是这一点，常常将CATTI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几年来，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你知道CATTI改卷不是减分是加分么？”“你知道CATTI一直在控制通过率么？”“你知道CATTI考试只抠字眼，不看正确率么？”诸如此类的“你造么……”让不少考生非常困惑。部分辅导培训机构借此大做文章，纷纷吹嘘自己掌握了CATTI考试的“最高指示”“核心机密”，告诉学生应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才能通过CATTI；再加上部分业已通过该考试的学生通过论坛等媒介公开发声，“现身说法”，力挺所谓的“最高指示”“核心机密”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呼一应，让CATTI考试一夜之间有了“N多个不能说的秘密”，其神秘程度，一点不亚于文件中的“有关部门”。
事实上，各大考试、各大院校的传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还时常听到学生议论：只要考北京地区的院校，你的思想政治成绩就高不起来，你答的再好也就60分左右吧，我认识某某某，人家政治基础还没我好呢，考下来居然得了八十多分，真的太邪门了！更神秘的“高级黑传言”说：各个院校的翻硕考题虽然大差不差，比如部分院校常常出《政府工作报告》之类的文章，部分院校基本上就围绕着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散文108篇》展开，你只有按照那个标准写答案才有分，否则再好都不行。
传言不一定是谣言，越是有传言，说明信息公开的力度还很弱，甚至还没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就像这几年，不少高教系统的人向教育部考试司等部门写信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考试信息公开共享机制，其中就包括公开共享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研究生考试试题、样卷及答案，但这个提议一直没有官方的公开响应，其中原因往往涉及到体系建设、成本核算、院校参与等方面。不过，排除这些考试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评审不透明等现象，特别是暂时搁置部分可能涉及翻译风格与规范的学术讨论，我们还要深入思考：CATTI是翻硕的“菜”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1）CATTI的“名”与“实”。
“名实之辩”是中国文化非常看重的一块。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直言不讳地说：盖儒者所争，犹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意思是说只有搞清楚“名”“实”的关系才可能得出真正的道理。不少从事翻译工作较长时间的人在谈到CATTI时总免不了这样的抱怨：这考试就是“坑爹”，翻译新人，甚至不懂翻译的人，把那几本书（CATTI的官方指定教材）背一背就能过，我们这些做了很多年翻译的人愣是过不了。有人说是风格不对，有人说是没有按照官方授意答题。他们还反映：其实过了CATTI，拿到翻译资格等级证书，甚至进入中国翻译协会，也不代表这个人就一定有翻译功底；翻译公司和语言服务机构经常能招到有各种CATTI证书的人，但他们就像那些拿着计算机二级证的人一样，编程一窍不通，翻译实践基本是零，到头来还要让老译审手把手地教授。于是这些人不禁发问：CATTI是不是只是一个没有实质的名头，是“绣花枕头”，它只能说明国家对应试者翻译水平的部分认可，但无法与复杂、多元的翻译实践相挂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围绕CATTI的“名”与“实”至少可以讲两点：一是CATTI所代表的国家翻译资格水平认证是推荐性指标，而非强制性指标，目前全国不少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都没有通过这个认证；二是每一种认证都有其特征和局限性，现在大家围绕CATTI的诸多“非议”，更多着眼于局限性，主要是没有体现应有的“评判公平”原则，把不少本具有较高翻译水平的人拒之门外。明确了上述两点，不难看出，CATTI作为现阶段国家翻译资格水平认证的规范性标准，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它对于应试者翻译水平的考核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逐步改变与应试者实际翻译水平“严重倒挂”的现象，让“能者得其证”。
上文提到了“翻译水平”这一概念，这不仅是应试者的语言功底问题，更是应试者翻译的应试取向、市场取向抑或学术取向的问题。取向不同，对翻译水平的界定自然不同。比如长期从事外贸翻译的人士，如果突然去做学术论文翻译，免不了如坠烟雾，甚至束手无策。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翻译工作者占据了绝大比重，而其中深受学术取向影响的高校学生又是绝对大头，这样，在CATTI这门考试不可避免的应试取向和大多数应试者偏好的学术取向之间就产生了严重对立，虽然我们还不能条分缕析地阐释上述三种取向的质的不同，但可以肯定，评价标准的差异导致了翻译水平认定的差异，而目前CATTI还不能完全向学术、市场取向开放，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短期内不会消除。
不少人问：不公开评卷标准及参考答案的远不止CATTI一门考试，为什么社会上对这门考试的议论颇多呢？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是这门考试与应试者切身利益，特别是中长期利益关系密切。现阶段CATTI与应试者的职位职称挂钩，拿下这场考试，就可能意味着更高的职称和更好的待遇，因此，CATTI的实用主义取向与高校学生衡量翻译水准的理想主义倾向间又产生了对立。相比前一种对立，这种实用与理想的对立更难消除，因此，围绕上述话题的讨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并可能在国家深化标准化考试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会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当然，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让CATTI这样一门全国性考试顺利“转舵”还需要反复论证和积极实践，这就超出了对CATTI本身的评判。
（2）CATTI考试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上文提及的“实用”和“理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从CATTI主办单位来讲，实现CATTI与翻译硕士教学的深度融合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互利共赢，因此不少翻硕招考院校主动将CATTI作为学生毕业的“硬指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从应试者，特别是广大高校学生和翻译工作者来讲，他们希望CATTI尽可能地将其实际翻译水平与翻译资格认证衔接起来，特别是不要让他们在几种取向中“疲于应付”，客观上要求CATTI实现多元化评价标准，把真正有翻译才能和实践经验的人逐渐纳入国家认可的翻译资格等级认证中，这也是CATTI近十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高校是否应将CATTI与院校教学、学生毕业等挂钩，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与院校的翻译教学理念、翻译实践实际、产业或行业翻译策略等密切相关，远不是实现一个“挂钩”就实现了CATTI与翻硕教学的“融合”——真正的融合还有许多切实的工作要做。对高校而言，在市场取向和学术取向间如何平衡，这个课题已经研究不下二十年了，但翻译教师和翻译专业的学生都不甚明了，特别是面对翻译标准校内外“两重天”的局面，教师和学生都感到非常迷茫——因为按课本教，按经验教，按理论教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加上很多教师尚未将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上，因此经验主义的教学模式还会长期存在，对学生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远的。教师在面对词汇是多讲还是少将，语法是强调还是弱化，表达是正式还是口语化，经典是深挖还是了解等问题上往往很难“一碗水端平”。我们在高校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某位老师特别重视词汇，学生的翻译作业实际变成了查字典；某位老师特别重视语法，学生的翻译作业成了玩转“长难句”；某位老师特别重视经典，学生不是在做翻译，而是想尽各种办法模仿莎士比亚，模仿狄更斯，模仿海明威。这些各具特色的翻译教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夯实学生的全面语言功底，特别是提高应对纷繁复杂的翻译产业环境，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前所述，既然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CATTI还不太可能成为翻译工作者和翻译产业的强制性标准，或者说在更新、更全面、更人性的强制性标准尚未出台前，人们大可不必对CATTI大加挞伐。要出台一个标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如何尽可能提高标准的兼容性、普适性、可操作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翻译产业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3）CATTI的一元性与翻译流派的多元性。
人们对CATTI或褒或贬，一是因为既得利益的需要，一是因为学术观点，特别是翻译流派的不同。一些高校教师对CATTI考试的部分做法和业已公布的参考译文提出种种批评，有不少是和其对翻译的理解有关。这里以“简明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对立为例说明。
“简明英语”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认可并遵循的英语表达模式，即表述要尽可能简明、高效，坚决遏制各种“冗余用法”，各种“车轱辘话”及各种“法言法语”，中国翻译界习惯上把与“简明英语”相对的，表述正式甚至拖沓的，用词正式甚至生僻的，结构正式甚至非常复杂的英语表达称为“中式英语”（这里不讨论那些望文生义或有意为之的英语翻译）。这几年，“简明英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平卡姆《中式英语之鉴》等学术书籍大力提倡，一时间“简明英语”成为英语表达的“新标杆”，不少翻译工作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减负后的英语表达更准确、形式更加多样，对翻译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李长栓、平卡姆等人在书中多将《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作为“简明英语”的对立面（西方的简明英语书籍并未涉及此点），慢慢地，《报告》就成了“简明英语”的最佳代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无可厚非，说明《报告》英译文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从翻译教学和市场运作看，就成了对《报告》及其代表的传统政府文件翻译的公开批判。更关键的是，部分翻译人士在这一过程中看到“简明英语”的品牌和商用价值，于是纷纷用“简明英语”包装自己，并用这种方式与《报告》划清界限。现在，我们只要问问高校教师和学生“你对《报告》英译文是什么态度”就不难得出这所院校的翻译教学思路了。
需要看到，一个译文的风格是否需要改变，要做多大程度的改变，不能完全取决于学术探讨或思潮，而应从实际出发加以论证。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人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以至于部分人准备把《政府工作报告》改造成西方的“国情咨文”，特别是摈弃那些官话、套话，开头不要“回顾五年工作”，结尾不要“紧密团结”“努力奋斗”——这种迫切的改革思想，一方面反映出民众对“高效政府”的渴盼，另一方面反映出对新思想、新模式的尝试热情。但这几年我们围绕《报告》英译文的诸多探讨，有些已经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主张将“简明英语”从学术探讨上升为具体操作，甚至上升为强制性标准。部分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简明英语”的部分标准绝对化、神圣化，凡是与这些标准不同的，就被判定为“不简明”或“中式英语”，这些判断显然有失学术公允，日益走向了学术霸权甚至政治化的极端。这一点务必引起广大翻译教师、翻译工作者的警惕。
学术思想上的“左”右思潮及其对立历来存在，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对立地比较严重，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对立，都不能将上“纲”上“线”，特别是不能单方面、人为地将其上升为某一指导性、强制性标准。不少翻译工作者在谈到“简明英语”时，为了让别人坚信“简明”理念，往往说“简明英语”在整个西方都是通用标准，如美国白宫、英国唐宁街等。但“简明英语”一则只是一种西方语言思潮，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代表及其语言使用习惯；二则白宫、唐宁街等政府官方行为不能代表民间、公司等自然人、法人的行为。因此，上述论断本身存在逻辑错误，而类似这样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在我们不少高校翻译教学中仍然存在，对这类思潮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作为非英语母语国家，我们对英语的认知和研究不可避免要与汉语发生关联，而英汉语言对比的正确前提是尊重差异，特别是尊重文化和社会差异。比如不少人说：英语尽可能回避重复，而汉语则以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这种观点不太准确，原因有二：一是英语是否回避重复，主要看文体和需要；二是汉语修辞是否已重复为上策没有定论。这些问题我们还将在后续章节加以分析。
因此，是否通过CATTI，是否需要参加CATTI，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是否能够通过翻译硕士考试的标准。希望同学们明确CATTI与翻硕考试在取向与指导意义上的不同，从而更好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2、据说“一校一风格”，是这样么？我不懂所谓的“风格”怎么办？
【育明夏教授】我们经常听到“一校一风格”的议论，大意是说学校不同，命题风格和判卷标准也不同。前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今天能不能说“一百个院校就有一百种风格”呢？不能。
从翻译硕士招考院校的试卷看，基本上延续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二分法。专业院校注重各自领域，如经贸、外交、法律、理工等，综合类院校往往文学非文学并举，考察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非文学体裁和以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为代表的文学体裁，这两种体裁相互交织，构成了目前翻硕招考中翻译命题风格的基本面。
翻译风格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但讲得越多不一定讲得越好、越清楚。一个译者选用何种文体，如文言、现代汉语、诗词等翻译是风格问题，选择何种词汇、结构，如大词难句、小词简单句等翻译也是风格问题，甚至这位译者喜欢用什么词，偏好什么结构也是风格问题。因此，“风格”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通常是从文体、词汇（含词频）、结构等角度加以阐释。
实际上，对大多数报考翻硕的同学讲“风格”还为时过早，因为对这些同学而言，语言基础，特别是词汇和语法基础，显然比风格更重要。举一个学习书法的例子：刚学书法的人或学颜柳，或学欧王，一般不能直接学“颠张狂素”，因为书法的功底还没有打扎实，现在就贸然尝试狂草，肯定要走弯路，虽“形似而神不似”，这就犯了书法学习的大忌。同学们还处在打基础的阶段，大多数同学除一般的翻译训练外，并未接触过正式、专业的翻译实践项目，因此远未到“大谈风格”的阶段。目前要务只有一条，那就是夯实基础。
我们了解到，同学们学习翻译，或多或少会受到教科书的影响：老一辈的翻译家治经典治得很深，用词遣句非常讲究，而在“简明英语”概念下成长起来的新翻译工作者，用词遣句就要灵活、简易很多；文学类翻译一般讲究遣词造句，特别是从词汇和结构的细微处把握书中人物的形象、心态，而非文学翻译，特别是经济、法律等文本，强调表义精确及制式文本（按照固定的结构翻译），这种区别，大概就像《政府工作报告》和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的区别。
在翻译硕士MTI备考实践中，教辅是否有效，是否物有所值，主要看例证是否详实、论理是否透彻、练习是否有针对性，而从目前看，教辅选择中混入了不少市场营销成分，所谓“学长推荐”“高校推荐”“培训机构推荐”归根结底是“书商推荐”，是利益作祟，而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大部分教辅的作者、编者可能并未因为其教辅的大卖而获得相应的收益。特别是部分人为炒作的教辅，其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性，考生购买大都不是为了认真研读，而是盲目跟风或求“心理安慰”的结果。这就好像，一说到非文学翻译，就得看《报告》；一说到文学翻译，就得看《散文》——翻硕备考俨然成为《报告》《散文》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可能连中央编译局翻译处的同志和张培基先生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或出于工作需要或出于兴趣使然的译作居然成了连续多年畅销不衰的“抢手货”，可能最终受益的学生不多，受益的作者也很少，书商成了最大的赢家——谁说纸媒“非死不可”？那是因为没有适销对路。教辅本来就是公认的暴利行业，而这类教辅虽然受众群有限，但基本上“全面覆盖无死角”，销售总量和可能利益都比较客观，是“暴利中的暴利”。
买来书的这些同学，有很多还远远谈不上分析、鉴赏译文，那最佳的学习策略无疑就是背诵了。不少人非常同意背诵，经常援引《新概念英语》的例子说：老师们从小就告诉我，致经典是学习外语的不二法门，因此让我们背诵《新概念》，最好从第一册到第四册一篇不落的背——我们为这种治学精神感动，但还是要指出一点：译文和母语人士的作文是一回事么？好的译文就能等于好的作文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何必在高校单独开设翻译和写作两门课程？为什么要在英语考试中分设翻译和写作两个题型？显然，译文不可能等于作文，背是一个手段，但不是目的；期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如果把这两点本末倒置，就会产生“唯经典是从”的不利影响。
不少教师在翻译教学中经常援引张培基译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穿过三峡”一句中“穿过”一词的英译，这一点上师生之间往往看法不一：老师们说张培基先生用negotiate一词表示“穿过”，真是既正式又贴切；但学生以为，在一般的字典上基本上查不到negotiate一词有“穿过”的意思，即使能查到的字典上也会注明“穿过”这一义项为罕见用法，难道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难词，用长句么？这样一来，翻译学习和实践不又回到了原点了么？
“回到原点”语气有些重了，但围绕negotiate一词的不同评价，恰恰可以折射出目前翻译教学和评价体系中存在的“唯经典是从”倾向，不少人对此颇为诟病。大家常讲的一个例子是，鲁迅先生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就是名言，就有深意，而我要说一句同样的话，或者仿作我家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女的，另个还是女的”就是废话；鲁迅先生在某文结尾写上“哈哈！”二字，就是表明了对封建统治和黑暗势力的轻蔑，对未来美好生活和新制度的向往，并用一个感叹号表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我要在作文中写上这句话，八成会被老师判为“废话”“有病”。撇开调侃的成分不论，同样的内容，只是因为作者不同、时代不同，就被强行赋予了各种“高大上”的意义，这不仅不是对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恰恰反映了人们对经典的病态膜拜。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因为接连不断的“造神运动”曾有过惨痛教训，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造神”，把对文字的鉴赏评价拉回到作者所处时代及其背景，而非作者本人上来。
教辅的“同质化”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方人人手一部《圣经》，60年代的中国人手一部“红宝书”的情况，只不过前者和信仰有关，后者和功利有关。“同质化”的教辅对同学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就像膳食影响要均衡搭配一样，如果一本教辅就可以打天下，那研究生考试的成本是不是也太低了？
有关参考书目的问题，我们在同名专题中再说。
3、做翻译，对答案，这就是我的训练模式，怎样改变？
【育明夏教授】如果我们问：同学们，你们是怎样进行翻译训练的？想必答案会出奇地一致，那就是“对答案，再修改”呗！除此以外，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么？
同学们目前采取“对答案，再修改”的方式训练翻译，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语言基础比较薄弱，现有的翻译教学尚未帮助其建立起初步的翻译基础，因此答案，特别是有详解的答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二是因为高校翻译教学资源极其有限，教师对学生无法实现一对一指导，加上社会上的教育辅导机构收费较高，让许多本想通过课外辅导学习翻译的同学望而却步，这样较为廉价且较易获得的答案就成为重要的备考材料。
教辅上的参考译文发挥知道作用，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答案本身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对答案的依赖度较高，相应的辨识力较低，无法分辨参考译文中的高低优劣；二是一种答案仅能代表一种模式或风格，鉴于目前大部分参考译文还没有详细的释读，因此大部分同学对答案的理解仅限文本，无法针对文本中的词汇、结构等进行深入挖掘，一份材料的价值不能高效发挥，反之就是资源的浪费。
应该看到，现阶段教辅的参考译文作为高校翻译教学、社会翻译培训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积极意义应得到充分肯定；但参考译文本身的良莠不齐、标准不一、释读错误等现象屡见不鲜，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我们尚不能建立完善的教辅质量监管机制及统一的翻译评判标准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基于译文、超越译文”，一面着眼于学，一面着眼于研，不断总结、不断发问，这才是比较理想的学习方式。
现阶段大多数同学的翻译学习止步于“对答案”，但对参照答案改正之后的译文无法做出合理的、必要的解释，这样训练就陷入了“个人译文—参考译文—根据参考修正的个人译文”的怪圈。由于这种修正后的译文是在并不理解参考译文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发现有不少同学，翻译训练非常认真，疑问修改也做得非常标准，但同样的问题总是一犯再犯，看看答案就明白了，自己做又不明白，这种学习“停步不前”的怪圈和之前提到的训练怪圈一样，都是未能弄懂修正原因的结果。
从目前绝大多数同学参照教辅参考译文学习翻译的实践看，下列三点非常重要：
一是“核”，主要是核原文和译文的来源。目前有不少院校直接选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部委负责同志在国内外各重要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作为翻译材料，而这些讲话的英译文绝大部分可以在官方网站、考研论坛等处直接获得；部分教辅编纂人员为了赶工期，也通常会直接从上述来源直接摘取。如果某原文有官方的、权威的译文，那么无疑应该首先采纳该译文，这就为翻译学习奠定了正确方向。防止后续出现“走弯路”的情况。一般来说，官方译文在正式发布前都经过了多次修改、讨论，可信度较高，对学习翻译大有好处。
二是“查”，主要是查原文和译文的词汇、短语等重要信息点。不少翻译工作者和高校翻译教师反复告诫：翻译必须追求语言的整体性，决不能用词汇、短语机械拼凑。话很在理，但问题是刚学翻译的学生尚没有牢固的词汇、短语基础，如果再疏于查证，要么小词大用，要么大词乱用，这对后续翻译学习非常不好。因此，我们建议同学们在翻译训练中勤查字典或其他资料，把相关词汇、短语，相关文化、知识点、相关逻辑关系等弄清楚，有了这个基础，就能有利避免一些“低级错误”。这里就字典和其他资料再多说一句。高校翻译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严谨、扎实的求学态度，要求学生必须使用纸质字典，因此我们在高校外国语学院的自习室里总能看到不少同学抱着大部头的字典各种查证。对这样的现象，有人点赞，有人质疑，有人反对。质疑和反对声概括起来，主要是：语言学习任务重、压力大，且本科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初步的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依靠人工手动查证词汇效率低下，而且范围较窄，这种做法有“形式主义”之嫌。我们认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要看到一个前提：本科阶段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积累是渐进的，从大学英语四级到专业英语八级共有三年左右的跨度，而即使从积极词汇计算也维持在5500—6000左右，假使一天认真查证10个词汇，那也仅仅两年不到就能全部掌握，况且在熟练使用纸质字典的情况下，一天查证四五十个词汇都不在话下，一则速度有了保障，二来记忆更牢固。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查阅纸质字典和词汇记忆效果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的关系，但从多数同学按此法学习词汇的效果看，查阅纸质字典对词汇记忆还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
三是“比”，主要是比个人译文与参考译文的异同，如措辞、结构、知识点理解、谋篇布局等的异同，并对这些点展开思考。这里所谓“思考”与单纯修改个人译文完全不同，它要求练习者须首先对比、记录这些不同，再对这些异同点进行归纳，将部分当时未能完全理解的异同点记录下来留做后期查证，并在每一次训练后，对反映的异同点进行横向比较，坚持下去，逐渐就能看出异同点所属类别、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更能从修改中总结出某类翻译文本的特有风格——也即同学们所谓的“一类文一风格”。
因此，“对答案”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怎样让参考译文发挥出最大价值。我们提倡同学们对答案保持三种态度：一是对来路不明的答案不要轻易相信，以防在语言基础薄弱时被误导；二是对释读详细的答案要关注，特别是考察其对词汇、结构等的释读是否真实可信；三是对一篇文章多篇参考译文的要注意比较，特别是比较不同译文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和表达存在哪些不同，以不断丰富语言表达和甄别风格的能力。
4、翻译理论能管应试么？我要不要学？
【育明夏教授】如果问翻译硕士：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报考翻硕，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不考二外了，或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学理论了。是这样么？恐怕未必。
长期以来，针对翻译教学、实践是否需要翻译理论指导，有两种声音一直此消彼长，原因是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谁。一种声音说：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际，这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么？为什么翻译教学中就得实践、理论“两张皮”？另一张声音说：西方学术界的翻译理论研究历来就和翻译实践的关系不大，很多理论都是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个人理解，不具有可普及性；另外，中国不少翻译家提出的翻译理论没有经过严格论证和逻辑推演，充其量只是对个人翻译的心得体会，这些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差。翻译实践需要的是标准和具体方法，而不是这些大而化之的理论。
不少同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同学认为，我们上翻译课讲的最多的就是严复的“信达雅”，其次是钱钟书的“化境”，但无论是严的“信达雅”还是钱的“化境”，在我看来都很空，因为这个“雅”那个“境”都很难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找到“对应点”；我们的翻译实践还是在词汇、结构层面上。也有同学认为，其实学习这些理论有一定作用，理论大都是宏观的，它能弥补我们日常翻译过度重视微观而忽视宏观面的不足，这样就能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还有同学认为，我们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学习过翻译理论，比如叔本华、尤金·奈达等，老师说其实最终的结论并不是重点，这些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推导上述理论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从中也可以洞察西方人缜密的逻辑思维。
上述同学的观点归结有二：一是宏观面的理论能弥补微观面的实践的不足，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相得益彰；二是理论推导比理论结论更重要，这两种观点实际代表了目前高校翻译和学术界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辩证观点。
当然，翻译理论也有层次，像尤金·奈达等人提出的“动态对等”就比较贴合实际，而像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所列举的多数理论属于抽象的理论探讨，鉴于高校翻译教学实际，教师在授课中常常把前一种理论作为讲授重点，从而丰富学生对翻译实践的理解。
我们认为：掌握一些基础的翻译理论，特别是指导谋篇布局、结构调整等的理论对翻译实践大有裨益。除却上文讨论的两点益处外，翻译理论能让我们站在母语人士的角度反观汉语，获得全新的认知和体验视角，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另一面全面理解英汉语言对比的窗户，这样我们对语言对比的认识才是全面的。例如，要知道为什么译者、读者、作者三方对翻译的理解各不相同，需要考虑三方角度及市场因素；要知道为什么译文有时贴合原文，有时要适当远离原文，需要考虑“同化”“异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心理预期下的不同表现等，这些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往往阐述不深，而理论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
从高校翻译教学实际看，理论教学应该分为描述性（表象演绎）阶段和分析性（逻辑推演）阶段，前一阶段适用于本科，后一阶段适用于硕士及其以上。就像语言分为描述性和分析性一样，我们在学习英语的初级阶段时，更多考虑的是语感和语汇；到中级阶段后，就要全面展开语法和逻辑，并能熟练地运用语法、逻辑组织语汇，这才是语言应用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把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纳入语言学习，特别是运用文化思维考察语言中的禁忌、习惯等，这一阶段可以指导较复杂的语言实践，也可进行一定水平的语言学术研究。
从应试实际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翻译理论基础的培养，在这些院校的翻译硕士英语（基英）、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汉百）科目中加入了对翻译家、翻译理论的考察，以选择题和填空题为主。这些院校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同学们对翻译理论的重视程度，并形成清晰、连贯的“翻译史观”，从而为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5、翻译好坏有没有所谓的“普世”标准？
【育明夏教授】什么样的译文才叫好？有人说辞藻华丽，有人说结构整饬，有人说一气呵成，有人说表达传神，还有人说是译者基于原作和自身经历的再创造等。古往今来，人们对翻译高下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翻译“普世”标准的探讨。所谓“普世”，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类似于人类的普世情感、普世价值等。
要给翻译制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标准着实有难度，难点有忠实度、可读性、文学性、时效性等。莫言的小说《蛙》和《生死疲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汉学家功不可没，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别那么大，怎样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一帮西方主流知识分子接受东方的文化和思维，还要对此大加赞赏，翻译需要做很多工作，这时忠实度、可读性、文学性都得综合考虑，才能在既不损害莫言原著的前提下又尽可能按照西方人士的审美倾向和阅读习惯保留原著的文学美感，难度可见一斑。再举一例：法律、经济、科技类文本强调绝对精确，甚至排斥文学修辞，鉴于这些文本都有比较完善的叙事逻辑和固定表达，忠实度、精确度就成了非常重要乃至唯一的判断标准。
不少人认为，翻译标准的“分水岭”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分水岭”，但我们在长期的翻译教学中越来越不主张这样的观点，理由有三：一是文学和非文学并非完全互斥的两种体裁，非文学中需要文学的修辞和表达，文学中也需要非文学的精确与理性；二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差异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翻译风格的差异，甚至同一名译者翻译文学、非文学作品也会产生迥异的风格；三是目前对非文学的界定过于机械、单一，把有固定用法和结构的文体都纳入非文学范畴，明显扩大了非文学的外延，这对研究文学、非文学翻译有很大破坏作用。
西方的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主张应该首先打破文学、非文学的藩篱，抽取双方的异同点来重新定义翻译标准，从而尽可能更容易地提出所谓“普世”标准。目前我们熟悉的是一种“陈述、描写、程序”三分法，这部分学者认为，非文学偏陈述，文学偏描写，而二者都有逻辑、结构，也就是被称为“程序”的部分，在这种“三分法”框架下，只要研究不同文体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倾向性，如某种文体更倾向程序和描写，某类文体更倾向陈述和程序等，就能大致表示出该类文体的翻译标准，这种“三分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处理方法。
文学、非文学的界定工作之所以要慎之又慎，是因为不恰当的分类容易对翻译实践产生误导。狭义的文学指的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除却散文外，大部分学生和翻译工作者可能都很难接触到；而广义的文学应该是一切讴歌真、善、美，注重描写与细节刻画，反映时代风貌和代表人物、事物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是时评，可能是小品文，可能是随笔，也可能是时下流行的微博、微信短文体等。同样，狭义的非文学可能指的是以合同、书证为代表的公文、应用文体裁，广义的非文学应该是一切具有说明、规范作用的文本。因此，明确的界定文学与非文学范畴，一则能逐渐破除“二分法”产生的迷信、盲从心理，二则能有的放矢地研究两范畴的核心异同，从而让广大翻译学习者、工作者更容易把握二者的异同。
从长期翻译教学、实践看，所谓翻译“普世”标准，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些基本准则，主要有三：一是准确，二是简洁，三是审美，是一个由非文学逐渐向文学范畴过渡的标准，现阐释如下：
“准确”是说，要完整、正确地理解原文，并注重词汇、语法等的准确性，必要时应达到精确级别。准确是翻译的最基本要求，达不到这一点，后续的简洁、审美就无从谈起。
“简洁”是说，根据“最小化原则”，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冗余，用合适的词句和结构清晰地表述观点。自“简明英语”概念日益普及，“简洁”成为与“准确”并列的翻译标准。
“审美”是说，在遵守“准确”和“简洁”两条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措辞、修辞等方式营造音美、词美、意美（参照许渊冲先生唐诗“三美论”）的氛围，让读者在阅读译文的过程中获得美的感受与体悟。虽然“审美”一词时常与文学作品相关，但非文学作品中的结构美、简洁美也成为“审美”关注的重要内容。
有人认为，上述标准实际是严复“信达雅”观点的现代阐释，这种认识不完全对：其一，严所提“达”是指表述流畅，侧重从辞藻、修辞等考察文本的可读性，而“简洁”要求尽可能去除不必要的修辞；其二，严所提“雅”是指内容古朴，特别是按照汉以前的古文样式翻译。古人常说《左传》“微言大义”，连开篇标题“郑伯克段于鄢”也大加赞美，但译文的首要任务，从产业和教学层面看，应该是让读者快速理解原文主旨和大意，至于其他指标，则要看读者的需求或译者的理解。因此，诚如上文所言的译者、读者、作者的“三维关系”一样，译文的标准可能更多是上述三方不断磨合的结果，这一动态过程虽难以直接描述，但它呈现了翻译标准不断演变，特别是寻求三方利益交汇点的过程，是值得研究的。
6、我能说清意思，但不够简洁，怎么办？
【育明夏教授】如上文所述，“准确”与“简洁”是典型“两步走”关系，大多数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以达到表意明确的地步，但由于深受“中式英语”思维影响，该省的地方不敢省，该留的地方又不敢留，这种机械对应原文的方法很容易导致“话多说不清”的弊端，那么应该如何克服？
译文是否简洁，关键是看是否尽可能去除了不必要的重复和修辞，这一点在李长栓的《非文学理论翻译与实践》及平卡姆《中式英语之鉴》一书中都做了详细阐释，这里不再赘言，而是从我国翻译教学与实践的实际出发，谈一谈出现不简洁的原则及可能的应对方案。
我们的翻译教学和训练有没有贯彻“简明”思想？肯定有，但面对的学生阶段不同，教师对翻译简洁的理解不同，特别是目前“简明英语”尚未纳入统一、权威的翻译教材，只作为研究生阶段自学的课外读物，因此，“简明”思想的贯彻程度及其表现形式，就会因地域、学派、产业细分等而出现较大差异。
《实践》和《之鉴》一书中对简洁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如名词冗余、形容词冗余、同义堆叠、重复修饰，并对许多常见的语法错误，如垂悬结构、不对称平行结构等做了分析，从体例上看，全书按照词汇、语法两个层面做了阐释，词汇中列举了名词、形容词、副词等重点实词、语法中列举了从句、非谓语等重点语法，实用性强，可读性好，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简明”思想。
回到翻译教学上来。一些教师从自身翻译经验出发，对汉英互译中的语言单位对应问题做了研究。可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初学翻译的同学认为，最理想、最容易操作的翻译模式是同级语言单位对应，如词对词，短语对短语，句对句，其中“词对词”非常普遍，已然成为不少同学的“共识”。但随着学习深入，他们逐渐发现，汉英互译中语言单位“交叉对应”“越级对应”才是常态，如一个英语单词对应一个汉语短语，一个汉语句子对应一个英语短语等，这种“交叉对应”，或称“不对称对应”，就成为了不少教师讲授中高级翻译的重要切入点。
试举一例：如翻译“妈妈通过海底电缆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初学翻译的同学可能“忠实”地译为：My mother sent me a telegram through the undersea cable.意思是对，但表述太罗嗦了，比较好的表达只有四个词，即My mother cabled me. 其中cable指“通过海底电缆发送电报”，如果不勤查字典，很难知道一个小小的cable居然毫无违和感地指代了汉语中的“方式状语+动宾短语”，这种“不对称对应”很能说明问题，也是部分教师讲授这一知识点时的常用例证。
要让学生短期内接受“交叉对应”这一概念，理论上比较难，因为要阐明英汉双语的语言单位差异，本身需要一定的语言学基础，这样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乃至翻译硕士的翻译实践负担又加重了。既然学生能够理解汉英双语存在语言单位差异，那么不同的语言单位间就可能产生联系，从而产生“交叉对应”效果。除却上述“英语词—汉语短语”的实例外，还有“英语短语—汉语句”“英语句—汉语短语”等现象，可见汉英双语在句（含）以下的语言单位对应相当灵活，有各种可能性，且上述对应均呈现明显的容量“不对等”，一方向另一方的对应往往包含着容量的缩小或扩大，这就为这一层面的简明表述提供了某种可能。
除“交叉对应”外，“范畴词”也是一个常被提及的内容，按李长栓的定义，“范畴词”是指那些汉语中作为结构完整需要而保留，但在英语中因词汇内含义扩大而省略的词，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短语中的“建设”一词，英语只须译为socialist modernization，无须译出construction。“范畴词”实际上与汉英双语中词汇内外属性差异有关。一般认为，多数英语词汇除表层含义外，还具有通过搭配、结构等展现的深层含义，如harvest译为“（农业）丰收”，括号中的“农业”表明该词一般指向“农业”丰收，即省略了agricultural一词，如果文本中出现agricultural harvest一般被视为“中式英语”；而汉语“丰收”一词没有这样的“内属性”，因此需要说成“农业丰收”。尽管繁体汉字的“豐”明显与谷物、农业有关，但现代汉语“丰收”一词的外延已经扩大到除农业外的其他领域，因此该词不具备英语的“内属性”。
“内属性”的概念与英语中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相似，在语言学实践中常用“+”“-”表示某词具有或不具有的属性，如man就可表述为+human-woman-boy-girl，意思是“男人”一词属“人类”范畴，但不属于“女性”“男孩”“女孩”范畴。同理，harvest可标记为+agriculture-culture，意思是“丰收”有“农业”属性，但没有“文化”属性。
第三类涉及到语法层次及“优先级”思想。上文中已对“主从二向性”及“优先级”做了初步阐述，“优先级”作为英语语法的重要表征，在词汇、语法、篇章层面都有体现，而且是调解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的有效规范。以广义从句为例，同位语、插入语、非谓语和狭义从句之间是否存在“优先级”？我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教师们在讲授定语从句这一语法点时，往往强调先行词与关系代词/副词的紧密对应关系，但学生之所以整体感觉定语从句难以掌握，是因为他们尚不清楚先行词的范围与关系代词/副词的位置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在“就近一致”原则的指导下，特别是在明确为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前提下，先行词被限定为最贴近关系代词/副词的成分，这时“就近一致”就成为“优先级”的表征，它说明词汇比句子在这种情况下享有更高的优先权利。在非谓语中，如…., indicating that…这样的句式中，由于非谓语成分与主句的衔接没有定语从句那么紧密，因此非谓语能指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优先级也从词的优先转换为句的优先，因此教师经常告诉学生：用狭义从句一般就近某个词，用非谓语、同位语一般指代一个概念或一句话，同样是修饰成分，但非谓语、同位语（这里不考虑不属于有效语法成分的插入语）的指代优先级要高于从句。上述听起来比较复杂的优先级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可以通过例句和图示说明，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交叉对应”“范畴词”“优先级”只是我们在进行汉英语言对比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并在教学中做了有效的实践和成功的推广，除此之外，《实践》与《之鉴》一书还介绍了许多其他的方法，但都可以通过二元论的对比关系加以阐释，如“有还是没有”“多还是少”等。
不少教师认为，要做到译文精简，要分汉译英和英译汉两个维度。汉译英一般要进行原文精简，把一些不必要翻译的成分首先略去，这样在精简版文本的基础上翻译，译文的简明就容易得到保障；英译汉一般要注重译文表达，主要是不要随便增译，不要随便使用文学表达，特别成语堆叠，不要滥用“的”等偏正结构，不要模仿欧化汉语中的长定语、长状语及其分列形式（如同位语等），这样译文才能最大程度精简。
上述概念可举例如下：
滥用“的”的偏正结构：一百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译文）
滥用长状语：2008年10月17日，根据中俄双方协议，中国对位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界处的冲击岛屿黑瞎子岛靠近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交汇处中方一侧一百三十六平方公里领土恢复行使主权……（《对俄方归还我黑瞎子岛部分领土并就中俄领土划界一事达成外交共识的评论——从黑瞎子岛划界看中俄关系战略的长远发展（2008年10月17日））
滥用成语：“一切为了杂志，一切为了读者，一切为了学生”是我们鉴定的座右铭。我们以青春之朝气、凭高昂之士气、扬英语之正声，殚精竭虑、阅历辛勤、兼程日月、栉风沐雨，终汇其大总，揽其大纲，华刊付梓，以飨读者（《外语世界》发刊词）。
综上可知，简洁表述是一个“不断训练，臻于熟练”的过程，我们建议同学们在深入研读《实践》和《之鉴》的基础上，结合翻译训练和讲解，不断领会英汉双语对简洁的不同要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讨论汉语简洁的具体做法了，有关内容，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予以介绍。
7、之前做过的翻译训练需要再做一遍么？
【育明夏教授】古人说“温故知新”，但就是这么一句浅显的话，放在不少备考翻硕的同学那里就行不通了，他们会告诉你：我已经把过去的译文都仔细研究一遍了，也提炼出相关的知识点和易错点，那份材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我应该去做新的篇章，把我掌握的知识再巩固巩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真的是“无言以对”么？我们只要问如下一两个问题，就能把这位同学问倒：你保证过去译文中的错误如今就不再犯了么？你保证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过去译文中的要点么？你保证你能从过去和现在的翻译训练中发现异同点么？这就是标准的“一问三不知”，我们对这样的同学免不了要批评教育，做不到“温故知新”。就容易自高自大，这对后续的翻译学习很有影响。
大多数同学对复习之前的翻译训练表示赞同，但对具体做法不甚明了。不少同学认为：过去的译文、笔记什么的是应该保留，但每一篇译文能涉及的词汇、结构、知识点等都是有限的，总是在一篇文章或若干个知识点上较劲，总不是明智之举吧？也有同学认为：过去的确在翻译中错了不少，也学到了不少，但这些东西现在我能做到融会贯通，特别是在新的训练中能举一反三、熟练运用，那些之前做过的东西温习温习笔记还差不多，再拿出来做有那个必要么？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为这一观点“帮腔”：是啊，是啊，现在让我做以前的翻译，我可能还是那套思路、那几个词，谈不上什么创新，再做一遍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套思路、那几个词”，连同这个“有何意义”的实用主义论断着实有“说服力”，弄得想反驳的人都不太敢说话了。但既然提到“意义”这个点上，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现在做之前的译文还是“那套思路，那几个词”呢？难道做了许多训练，仅仅有量的积累，根本没有质的提高？如果非要谈“意义”，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旧题新做，温故知新才是最大的意义，一味贪多求快，甚至各种涉猎、各种尝试，往往事倍功半，翻译做“万金油”很容易，年轻人学什么都快，但你要在一个方向上有成绩，特别是拿出的译文经得起推敲，摆得上桌面，再直白一些，拿得了高分，那显然不是易事。
翻译训练是“前进”和“回顾”的结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学，训练的确做了不少，如CATTI的官方指定教材、院校指定的翻译教材、某辅导机构提供的翻译训练材料，还有某神秘学长、学姐提供的“‘你懂的’资料”等，但林林总总这么多做下来，学生的反馈往往是：做是做完了，可是我仍然感到自己没有提高。这就好像猪八戒生吞人参果，吞了一个还问别人：三师弟、大师兄、师傅，这人参果是什么味道的啊？我只顾吃得快，竟忘了品味了。当然我们不会像（孙）行者那样跳出来大喝一声“呆子！”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每一篇译文我们都没有高效利用？是我们的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
翻译训练要总结什么？看法有不少，但有层次一说。大多数同学做完一篇译文，马上对了答案，然后记下来词汇、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此了事，这种做法就比较低级，原因是并没有研究本人译文与参考译文究竟有何深层次的异同，如为什么我把状语放在句首，译文放在句尾，仅仅是为了平衡句子的需要么？为什么我用虚拟语气，译文用一般现在时，难道这不是表达的不可能的事情么？为什么我用非谓语接在主句上，译文却要接在从句上，难道这句非谓语不是修饰主句的么？这样的比较极有意义。相对于数量众多的词汇来，语法规则虽然不多，但灵活应用，特别是复合应用，难度一点不比词汇小。如果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多关注这些结构上的异同，并努力通过探索寻找答案，并予以求证，这种训练的价值就非常大。中国人常说“万变不离其宗”，做了一篇这样的训练，在效果上可能就抵得上五六篇甚至更多，因为我们学到了“干货”，掌握了那些货真价实的东西，这才是训练的要义。
我们在翻译教学中发现，如何平衡翻译训练的质与量一直让人困扰，搞“题海战术”的一拨人反复强调训练量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学生你不做上十万八万（字/词）的翻译，你怎么有资格跟我谈翻译？这种“不可一世”的架子吓到了不少人。搞“精益求精”的一拨人强调单次训练的效益最大化，经常是一篇文章讲两三个小时，学生的感受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有个别学生置教师的苦心不顾，说什么半年的翻译课程学下来，就教了几篇翻译，学的太少，老师可能是在糊弄我们呢。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只想说：来，同学，我们和你谈谈理想和人生……后面的话就不说了。
“题海战术”和“精益求精”都认为自己主张的质和量是极端重要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为目前的翻译教学、训练设置一个可行的质、量平衡方案，以完成国家制定的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英语教学大纲。除却那些长期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不论，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老师，现在离考研只剩三个月了，可是我刚刚决定考研，我这翻译还来得及么？老师，之前学翻译就是老师课上布置的那点作业，不瞒您说我都借同学或网上的答案应付了事了，现在我想好好训练，该怎么办？老师，我本科阶段基础不好，自己贪玩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我看翻译教辅都费劲，那些词汇、语法啊我觉得好陌生，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虽然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我们总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同学在短时间内实现翻译能力的起步和较大提高呢（不能说飞跃，那就骗人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重做之前的翻译训练。
上文提到，不少同学反映之所以不做之前的翻译，大部分原因是为思维所困，过去那么想，现在还是那么想，不可避免的就是“那套思路，那几个词”。但反过来想，难道这就是我们给自己不愿动脑寻求开脱的理由么？难道我们永远就要停留在“那套思路，那几个词”的水平上么？在时间有限、训练量有限的不利条件下，如何发挥业已完成的译文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必须研究的课题。
不少学生对订正作业特别方案，甚至恼火：本来每天作业就很多，老师还经常让我们重做，重做，重做你*啊！让我们特别费解的是，不少同学有时间泡*、把*，为什么就没有订正作业的时间呢？不知道错在哪里，这个训练还有*的意义呢？（抱歉，作者很激动，我们帮他把“关键词”都变成**了，不要感谢我，我是雷锋）事实证明，从订正中学习的效果，要远好于自己埋头苦读，明明有一条“捷径”，为什么这个时候都不走了呢？
因此，过去做过的翻译训练，要做，要做，一定要做。有回顾过去的勇气，才有面向未来的信心，这话听起来很空，但做起来一点都不空，相信各位同学一定能体会到“温故知新”的益处。
8、我背了不少名家名译，感觉用处不大，怎么办？
【育明夏教授】在大多数同学还没有翻译理论或基本方法的时候，背无疑是一条“快速路”，背新概念、背张培基、被政府报告、背GRE正序版乱序版联想版变形金刚版……。不少同学问：我真的背了不少名家名译了，但感觉用处不大。但从小到大英语课、语文课老师不都是让背名家名段么，怎么现在没有效果了？
背诵对翻译、写作有没有好处？问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都会告诉你有用，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一直这个办法，真的是屡试不爽。写诗要背《声律启蒙》，用典要背《幼学琼林》，用字要背《千字文》，作文要背《古文观止》，还有《唐三百》《宋三百》，没有这些基础，写诗哪能合辙押韵，哪能信手拈来？建安时人说天下才学有一石，曹子建（曹植）要占八斗，所谓“才高八斗”，但他在兄长曹丕的淫威下做“七步诗”，那功底绝对不是盖的，政治上你可以说曹植幼稚，但文学上他一定是成熟的。就连中国著名文学家于漪也说：小的时候背散文选，背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谈不上深度，但是很好看。撇去翻译不论，至少背诵对写作是非常有用的。
但同学们的背诵往往并非为了积累素材，更像是囫囵吞枣而刻意为之。让我一篇篇的看散文真是太要命了，还不如让我把它背下来。那感觉像极了旺仔牛奶广告中小男孩的那句“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可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式的背诵能起到多大效果，我们持怀疑态度。相似的情况不仅在翻译上，更在汉百和政治上，考前一两个月你会在自习室、图书馆、林荫道等处发现一大波同学正在摇头晃脑的背书，我们不清楚他们在背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只动了嘴，根本没有上心，因为他们只在机械地把书上的话一字不落地搬到自己的大脑里来。同学你以为这是M&S巧克力么，说到碗里来就到碗里来么？如果这样真得管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文学院的学生要背那么多古今段落，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是天天抱着老师大腿央求着少背一些？还是打着小抄进考场进办公室？因此，背诵无罪，方法有罪，说到底背诵的方法出了问题。
翻译和写作都是创造性工作，其业绩高低与大脑中预存的素材有很大关系，如果脑中空空如也，要让你做得一手好文章也太难为人了。但大脑不是电脑，把一堆素材像杂货铺那样直接放在大脑的“仓库”里，谁给你作库管员？谁给你分门别类？谁给你“保鲜”“除湿”？这些听起来很形象的比喻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你要记忆，前提是先给你的素材、知识精心打造一个专属的“库房”或“架子”，特别是让所有素材、知识形成网络，把这张“弥天大网”在脑海中撒下去，这些知识就像被孙行者念了“定字诀”，在那里动弹不得，不会飞也不会丢，这样我们的背诵才真正的有意义。
有些同学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小时候学习古诗词，那时候哪里明白作者想说什么，诗文是个什么意思？可是不也都背下来了么？而且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诗文我还能背诵、引用，那为什么同样的方法放到现在就行不通了呢？能意识到行不通是好事，原因很简单，小时候我们的大脑像一张白纸，你写上什么就是什么；但长大后，特别是成人以后，大脑已经高度发达了，旧有的知识会对新知产生种种阻碍、压迫，如果再按照之前的方式“不管理，只管倒”，那一股脑卸下来的这堆知识对大脑来说无非就是一堆复杂的信息编码而已，大脑皮层仅仅是一个“临时仓储”，而且“放一点，漏一点”，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你的大脑不配合你学习，你就是以头抢地估计都没什么好结果。
背诵与素材有关，但更与素材的运用有关，这就要提到中国古人对引用和化用的理解。引用不难，做学问讲一句前人的话都要注明出处；但化用是在理解引用内容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说，而且要说得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拍案叫绝乃至叹为观止，这比引用要难得多。如果不加注解，有谁能想到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是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有谁能想到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化用了杜甫《登高》“不尽长江滚滚来”？有时只调一序，或只改一字，境界全然不同，效果蔚为壮观。杜甫《登高》和李清照的《一剪梅》都是传世之作，但即便我们脑海中有这样的素材，又能否做出这样的化用呢？因此从积累的素材到创新的应用素材，这本身就需要一个大的跨越，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就能在语言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如果止步不前，或没有成功，这些不断累积的素材非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不断消耗能源，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同学捧着一本书从早到晚却很难有所长进的缘故。撇去记忆方法、工作效率等因素不论，最主要的还是素材的应用，特别是创新地应用。
国内对记忆法的研究进行了很多年，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果，其中也有不少因为商业炒作需要而被人为夸大的部分。我们往往看到网上有不少“神一样的记忆法”，如在短时间内记住英语中成千上万的词汇，记住成千上万的汉字，或者数理化中的公式、图表，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么多年来，怎么就没有一款同样神奇的记忆法，来帮助学生解决大段叙述的记忆问题？如果真有这样的记忆法，那无论散文、小说、戏曲、诗歌，无论古代汉语、现代英语都根本不在话下。信不信我分分钟给你背一个屈原的《离骚》《九歌》，不行，你那档次都太低了，信不信我分分钟背一个《古文观止》……这样的牛皮可以继续吹下去，但归结到一点，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有这样的神奇的记忆法，因为他违背了人类认知、记忆由浅入深、由特征向一般的基本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
既然没有“神一样的记忆法”，那就只能在记忆方法上下功夫。从长期实践看，综合运用多个感官，如手眼并用，眼耳并用等记忆内容，因为同一个信源通过多种渠道对大脑中的信息接收机构进行刺激，大脑就能从多个维度对信息进行重组、联系，效果往往不同。在感官综合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提高大脑抽象思维的能力，直白地说，就是找规律、找方法、列要点，自己组织语言，重新表述，这一过程是对新知的消化、吸收和再造，从而让新知与旧知融合，共同成为认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力。
但很快就有人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我背单词的时候，一面读，一面写，还一面听着MP3中的读音，我这不是多感官运用么？怎么我该忘记的时候还是忘，一点效果都没有呢？我背理论表述和知识点时，也知道总结要点，特别是会用自己的话说一遍来加深印象，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帮助？上面这两个办法靠谱么？现代人很关注“靠不靠谱”的问题，但忽视了“可不可行”的问题。我们的确看到不少高校自习室的抽屉里，满满都是学生抄写单词、公式和其他较短知识点的草稿纸，千万不能说这些同学不努力，人家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我们的确还看到不少同学的理论书籍上满纸都是密密麻麻的点、线、圈标记，还有各种颜色的文字标记，女生的书上就更像开了染坊，五颜六色，字迹清秀，煞是好看。但我们是否要扪心自问：这些是不是“表面文章”？我在抄写、复现词汇的时候，我进行了知识点的串并和联想了么？我在理论书籍上标注关键点时，是否考虑将主要内容抽象为一个更容易感知的图形、模型？是否考虑了知识点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递进、转折、让步等逻辑关系？如果没有，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的学习除了做出了高质量的笔记外，无法对应大脑内高质量的思维和试卷上高质量的表述。因此，我们不主张单纯用勤奋努力来衡量某位同学的学习效果，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它说明了学习态度是一回事，学习效果又是另一回事。
上文中提到了“发散思维”，我们一直在提，但除了理论外，没有实际行动，成了不折不扣的口号，人人都会讲但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我们经常问同学一个问题：你能把考研政治的大纲或框架讲给我们听听么？
同学甲：呃（写“额”是不规范的哦），这个真的不清楚；
同学乙：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同学，我不考研我都知道）；
同学丙：哲学这一块讲了唯物论、辩证法……（是呢，高中阶段我们还讲价值观和方法论呢）；
同学丁：有三个规律非常重要：矛盾统一规律、量质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倒是说出了难点，但考试不可能这些教条）
除了同学甲有些“小糊涂”外，乙、丙、丁三人都对现行考研政治大纲做了自己的解读，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碎片化的解读，要么从高中哲学基础说，要么从所谓“考研政治重难点”说，要么从常识说，这些内容只表明同学们掌握了一些皮毛概念，远未达到真正将整门课融会贯通的地步，因此尽管大家一遍遍地“刷政治”，但刷分艰辛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
有同学问：难道讲解知识框架是掌握这一框架的强制性标准么？我没有教师资格证还不让我考试了？请注意：我们所谓的“讲”，和师范专业的“微格教学”无关，和教师的公开授课无关，而是运用逻辑思维，对知识点的重新架构和呈现，这是从素材摄入到素材应用的关键转换。不少同学总是想着如何跳过这一关，结果是加剧了知识点的碎片化趋势。《红楼梦》里可以用“揉碎桃花红满地”来哀叹尤三姐之死，难道我们要用这种“落红满地”的方式来祭奠，哦不，来形容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么？再形象一点：别人用玻璃、红砖建楼，你却要把玻璃、红砖都摔成碎片，然后在地上捡玻璃碴、碎砖块玩么？
谈到知识结构，也会引来不少争议：难道书籍前方的目录不是知识结构么？很多书的结构已经很完善了，难道还要我们别出心裁自己弄一个出来？老师在讲这些课之前已经带我们构建了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难道我们还要质疑、推翻这个体系不成？这些问题折射出许多同学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需要结构化的知识来提高答题、思维效率；另一方面又对任何质疑现行体系的做法非常反感，对自行建构体系的做法更是“一票否决”。那么，破解这一矛盾心理的关节在哪里？
每每谈到图像、模型、逻辑，绝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的同学很不以为然，他们的态度很一致：这是那帮理科生才玩的东西，让我们画图、建模、推理，那成何体统。有人随后调侃：我碰这些东西，还都是为了国考中的行政能力测试科目，不是为了那几道破题，我才懒得碰这些东西。难道图像、模型、逻辑就真的是自然科学人士的专利？难道我们这些几乎不接触图像、模型、逻辑的人就都是语言大师、文字大师？我们在纯文字的书本中又到底获得了哪些令人称奇的经验和方案呢？这三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就是NO。理论书籍一般都建有完善的知识体系，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这个体系是书籍作者对该课程、科目的理解，与读者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二是读者因知识水平、生活经历、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对该书提出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角度。因此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越是要尝试按自己的理解，一砖一块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特别要注重这个体系内相关知识点的“互联互通”。有了这一体系做保障，别人的书就成了自己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曾经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学习公共行政学的硕士生抱怨自己的理论课水平很差，背了很多遍但知识点不是串了，就是漏了，总感觉自己很笨，不是做学问的料，而他的书本和许多同学一样，各种点、线、圈，各种“红、黄、蓝”，我们考虑他是不是对知识点的重构和呈现成问题。于是我们从书中挑选出“领导者的素质”这一章节来考他，让他口述领导者应具备哪些素质。这位同学非常轻松地答出了前三个点，第四、第五个点很不容易想出来了，第六、七、八点掰了半天手指头也没说出一二三，更别说第九、十、十一点了。他为此感到很沮丧，说这个知识点已经复习了不下三遍了。我们问他：你能说一说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么？他回答道：我在回想书中这些点的位置，好像一张A4幅面的纸上哪几点在上方，哪几点在中部，哪几点在末尾（莫非这位同学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文字扫描仪么？）。我们感到震惊：这位勤奋刻苦的同学方法就一直没在道上！用赵本山、小沈阳小品《不差钱》中的话说，是时候让“毕姥爷带他上溜光大道了”。接下来，我们启发他，是不是可以从主观能力与客观环境，或领导者自身及其所在群体、单位、产业的关系来考虑？他按照这个思路重新组织了知识点，很快就完整说出了11个知识点，并且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再遗忘了，这就是知识点重组后呈现的效果。
综上，背了许多名家名译感到没有用，不是文章没有用，而是我们自身的记忆方法出了问题。书可以坚持背，文章可以坚持记，但在记忆前要想一想：记下来之后要做什么？如果记不下来该怎么办？
9、翻译就是学用词，学结构么？
【育明夏教授】这几年我们经常讨论翻译教学中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主要还是看我们讲的翻译是集中在哪个层面上，如应试层面，市场层面、学术层面，这和上文提到的应试、学术、市场三大取向是一致的。学术、市场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我们仅围绕高校本科阶段翻译教学及其应试的学习内容做一些探讨。
上文反复提到了词汇和结构（语法）在翻译学习中的重要性，但此外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词汇和语法的有序衔接，二是与翻译有关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卫生等。
翻译中“衔接与连贯”是一个重头戏，它和“优先与一致”“右手与流动”等构成了英语的三大特点。现在不少同学面临的是句子能写、单词会用，但放在一块就会出现语法错误、习惯错误、常识错误等，这些错误不能简单归结为基础薄弱、训练匮乏，由词到句的过程本身就是翻译教学中一个跨越，因为往往讲词，教师会讲词性、词义、内外属性、常见短语等，但讲到句，除却简单的主、谓、宾、定、状、补外，还要重点讲广义从句，讲倒装、省略与虚拟等修辞，讲句的切分与合并，讲“主宾易位”“左右分流”“左右互换”等常见汉英互译操作方法，这样句的语法比重和大纲权重就要远高于词。我们在中学阶段常讲“四会词”，但到了本科阶段以后出于短期内扩大词汇量的需要，我们降低了对短语、结构的要求，转而只要求掌握最简单、最常用的词义和拼写，这样由词到句的过程就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且随着翻译教学中词汇、结构日益分化，这种鸿沟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现实中学生对词汇、短语、句式等的归纳能力较弱，他们善于采集，但不善于加工。之前有不少老师建议学生“看到好词好句就记下来”，但即便是记满了一本好词好句，这些东西在学生脑海中依然是碎片化的东西，如前所述，不再赘言。学生在学习词汇解析的例句、短语时往往把它视为一种特殊情况，如某某词还有这种用法，某某结构居然能这样使用，长此以往，不合规律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会进一步导致学生对现有英语语言规则的质疑——他们既不能用现行规则解释所谓的“特殊用法”，又对现行规则是否存在大量特例表示怀疑，这样学生在翻译实践中需要识记的细则远远超过了可以执行的规则。从理论上说，细则是对规则的补充和深化，应该持欢迎态度；但细则太多，反而将基本原则淹没了，这不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是陷入了“词法用法的汪洋大海”。很多同学本来就习惯于“一一对应”的翻译训练法，“有什么意思译什么词”，某个词不太清楚，查一下；某个短语记不清介词了，查一下；某个概念好像应该这样说，再查一下，结果就是勉强按照英语基本的屈折变化把这些一一查证的内容放在一起，幸运的话可能句子能读出意思，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彻头彻尾的“拼贴画”句子很难让人接受；不幸运的话那就是看着英语猜汉语，词看起来都挺像回事，但句子，特别是一个意群内的句子根本没法看。这种词汇、结构日益背离的教学窘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文化背景这一块往往也很成问题。虽然大多数英语专业的同学在本科阶段学习过英美国家国情、文化等课程，专业八级考试里也有人文知识填空一项，但这些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的知识怎样做到活学活用，的确不易。时至今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学甚至弄不清英国的上院、下院，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是什么关系？内阁、国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经贸部门工作的同学甚至弄不清哪些是欧元区国家？哪些是欧盟成员国？美元的“量化宽松”是怎么一回事？在文艺部门的同学甚至弄不清到底哪国足球才是橄榄球？美国绿卡和签证应如何申请、办理？这些问题似乎不是英语专业教科书中的内容，但对于经常接触国外材料的人来说，对这些常识性内容如果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那真不知道如何开展翻译工作。
举几个例子：一位同学翻译台湾海峡时把Taiwan Straits写成了Taiwan Channel，一位同学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经常出现的China and Taiwan译成“中国与台湾”，还有同学把“全球金融危机”写成“全球经济危机”……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大事”，似乎译审改过来就好，但这至少说明，译者对西方文化常识没有最基本的认知，即使翻译很简单的材料也会出错，更不要提像研究生考试这样专业水准的考试了。
因此现阶段翻译学习要着眼两个问题：一是由词到句的转换，二是文化基础的夯实，任何时候翻译学习都不应该是“泥足巨人”，貌似很强大，但只要一试深浅便知“短在何处”。
10、我知道翻译和写作是翻硕重头戏，可是我基础很差，怎么办？
【育明夏教授】不管在学校还是辅导机构，只要学生反映自己的学习状况，总免不了说这句话。似乎“基础差”都成了多数学生统一口径的“挡箭牌”了。那么“基础差”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学习翻译的渠道不同、要求不同、从事职业不同，对解决语言基础薄弱的认知也有很大差距。辅导机构一般建议学生找意向院校的老师或学长、学姐沟通，并认真研读该院校、专业使用的教材，教师布置的作业，总结的要点、笔记等。翻译公司或其他语言服务机构建议学生直接投入翻译实践，多做某类行业的文稿，并结合前人经验学习，要提高并不难。高校教师，特别是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建议学生要沉下心来认真学习，特别是跟着一名或若干名翻译教师进行“师徒式”教学，这样速度虽慢但效果最好，不少翻译家、语言家和其他优秀语言工作者大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成出师的。
总的来看，培训机构把翻译当产业，翻译公司把翻译当工业，而高校教学把翻译当手工业。之前文化产业曾对翻译的上述三大属性做过研讨，多数专家认为从我国国情和翻译产业现状出发，保留目前的“三分法”，特别是明确翻译产业中不同主体的权责及行为方式是理想之选。因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应该按何种模式发展，夯实翻译基础的优质渠道等还会存在争议，表现为多措并举的格局。
虽然大多数同学都坦言自己“基础差”，但我们仍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明确为什么差？差在哪里？如何改进？我们认为，“基础差”存在如下五种表现形式：
一是应试型。这类学生平时学习不太用功，仅在考试前一段时间开始发力，且能取得较好成绩，如优秀的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成绩，越刷越高的大学四、六级考试成绩等。
二是学习型。这类学生平时非常注重学习，教科书、教辅、试卷、课外书刊……只要能想到的学习资源他们都绝不会放弃，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
三是工作型。这类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的时间都被各类学生会、社团、各类招聘、讲演、各类比赛、选秀等挤占了，自习室见不到，宿舍见不到，课堂上也见不到。他们往往在一天之内就要完成几重身份的转换——从学生会干事到社团活跃分子，再到“选秀达人”“竞选之星”。时间一长，学习就被耽误了，而之前积累的大量工作、社交能力无法运用到学习当中。
四是享受型。这类学生号称“宅男腐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日淘宝天猫，各种网游手游，他们关心流浪的小猫小狗，关心校园的一草一木，更关心美容美发、塑体丰胸；他们关心手机品牌、电子周边，关心联通降价、移动打折，更关心大咖动态、明星绯闻，只是大三之后发现人生进入迷茫期，决定“痛改前非”“回头是岸”——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作者又开始激动了，网络语言一丢丢的，有木有？）
五是迷茫型。这类学生进入校园后就一直在探索自己合适的道路，想过转系换专业，给系主任挡回来了；想搞搞外卖代购，给辅导员挡回来了；想参加各种考证，结果被现实挡回来了。他们瞧不起宅男腐女，看不上明星大咖，更鄙视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和一切不以学业精进为目的的刷学分。但现在选择了考研，便只管风雨无阻。
能应试的，自然巩固为好；能学习的，要加强方法引导和训练讲解，让自身的积累发挥最大价值；能工作的，要善于从其工作中激发灵感；能享受的，要逐渐引导进入学习、研究的氛围；感到迷茫的，要帮助他们认清现状，特别是坚定考研目标，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翻译硕士（不知道有没有说中很多人的小心思呢？）从基础到应试一般来说要经历三个步骤：一是通过测试来系统回顾、评价现有语言能力；二是针对这一现状制定科学、行之有效的计划；三是严格执行计划，并通过周期性测试、讲评攻克重点难点，增强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三步走”策略。